是英雄好漢，我的部下全是些混帳王八蛋？”，當即打斷老黃的話頭：“我對張緒滋很瞭解，他不是那樣的人”，這才把事情壓了下來。

饒是這樣，整25師還是扣著傘兵的大炮和重機槍不還回去，並且還在各類報告中把快速縱隊的表現描述得十分不堪。可憐的張緒滋有把柄攥在人家黃百韜的手裡，雖然覺得委屈也不敢把事情鬧大，只得忍氣吞聲、最後不了了之。

但話又說回來了，邱清泉、黃百韜和張緒滋雖然狗咬狗整得很厲害，但在有件事情上卻是十分一致的。那就是共同責怪徐州剿總的指揮失誤、共同抱怨後勤供應的效率太低，結果這樣折騰了一通，負責戰役指揮協調的“剿總參謀長”郭汝瑰被調回了國防部，負責軍需供應的“第一補給區司令”朱鼎卿也被撤了職（郭和朱後來都在四川起義）。

就這樣，原本是一場被吹噓得沸沸揚揚的“大捷”，最後居然會鬧得上上下下都充滿了怨氣，國民黨軍的內耗水平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了，上層人物之間的爭鬥與蔡智誠並沒有什麼關係，長官們忙著吵架，他的日子反而過得更加自在。

為了表彰傘兵指導員在“震懾內亂”中的傑出功績，上峰發給蔡智誠一枚六等雲麾勳章，這和他剛參軍時在松山得到的那枚一模一樣。不過，與上次不同的是，連同勳章一起獎勵給他的還有五百塊錢金元券。

於是，蔡功臣就揣著這剛剛發行的嶄新的鈔票，財大氣粗地跑到上海養傷去了。

離開帝丘店，蔡智誠被送到商丘醫院，他在這裡遇見了一團團長張信卿，張團長的腿斷了，一張笑眯眯的胖圓臉也變成了瘦長的苦瓜。經過豫東一仗，快速縱隊的傷亡慘重，先前出征時的七千人馬只活下來了不到兩千，劫後相遇的人們彼此面面相覷、長吁短嘆，都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在那段時間裡，商丘醫院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傳言，有的說第三快速縱隊就要解散了，又有的說傘兵即將被空投到“匪區”作戰……搞得病房內外人心惶惶。

這些訊息並不是空穴來風。

1948年7月2日，襄樊戰役爆發，國民黨第15綏靖區（康澤）的三個旅被解放軍中原野戰軍包圍在襄陽一帶。戰至7月10日，國軍的外線陣地被突破，康澤急忙向南京求援，並提出調遣傘兵參戰——按當時的戰場情形，從地面增援襄陽和樊城已經來不及了，由傘兵實施空降倒確實不失為一條捷徑——南京國防部覺得康司令的主意實在是高，立刻就批准了這個計劃。但這樣一來，卻讓傘兵們犯了難。

那時候，國民黨傘兵的頭上頂著兩塊牌子，一塊是“空軍傘兵總隊”，受空軍總司令部管轄，另一塊是“第三快速縱隊”，屬徐州剿總的編制。所以調動傘兵的時候光有國防部的指示並不能算數，必須經過空軍和徐州方面的協商才行。

周志柔和杜聿明都不同意讓傘兵去送死，他們認為國防部的命令根本就是信口開河——當時，徐州這邊勉強還能夠跳傘的官兵只剩下不過千把號人，大敗之後士氣十分低落；南京訓練基地的人馬雖然不少，可那些都是剛在地面練習盪鞦韆的新兵，若是派他們實施空降，恐怕立刻就會被摔死一大半。在這樣的情況下派傘兵部隊增援襄樊，純粹屬於紙上談兵——於是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和徐州剿總就來來回回的猛扯皮，你說我消極膽怯我說你鹵莽愚蠢，一直鬧到7月16日襄陽被攻破（康澤被活捉），也沒能確定最終的“解救方案”。

但這場扯皮卻也給高官們提了一個醒：先前把傘兵部隊混入陸軍使用的辦法其實是很不合理的。令出多門、用非所長，傘兵平時在地面被揍得半死、遇到關鍵時刻又上不了天，到頭來得不償失。因此，從48年7月下旬之後，“第三快速縱隊”就被撤消了，傘兵單位改稱“空軍傘兵司令部”，重新回到南京進行整補，依然由張緒滋擔任司令，下轄三個團，井慶爽任一團團長，趙位靖任二團團長，另外將“南京留守處”改編成傘兵第三團，由劉農畯擔任團長。

8月初，原本在商丘養傷的張信卿、蔡智誠等人也奉命回到南京，準備參加“8、15”抗戰勝利三週年紀念活動。據說，蔣介石總統屆時也要到岔路口基地閱兵，還要給豫東戰役的立功人員授勳。也許是考慮到傷兵身上纏著的繃帶比較容易出鏡頭，司令部還特意讓蔡智誠他們在操場上列隊演練了一番，意思是想讓這幫“掛了花的功臣”為慶典場面增添幾分悲壯的色彩。

傘兵們考慮得很周到，可惜老天不幫忙。從48年7月開始，長江中下游地區連降暴雨，水量達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