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還有“方面軍”，似乎是來自於兩個系統。

抗戰時的“戰區”制度是在1937年的南嶽會議上確定的，從那時起直到戰爭結束，雖然各戰區的劃分有所調整（從最初的五個戰區，到最多時的十二個戰區加兩個游擊區），但指揮模式卻基本沒有發生過變化，始終是由“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透過軍政部下達各項指令。

到了44年的下半年，軍委會又在軍政部的管轄之外另設了一個“陸軍總司令部”，由何應欽出任總司令，意圖是為“實施戰略反攻”做準備。如此一來，管理戰區事務的軍政部（部長陳誠）就被人們稱為“防守指揮部”，而新出爐的這個“陸軍總司令部”則被叫做“反攻指揮部”——把戰略進攻和戰略防禦分成互不隸屬的兩個攤子，這樣的主意恐怕也只有蔣委員長才能想得出來。

總的來看，軍政部領導著各大戰區，兵力多、地盤大。而陸軍總司令的人馬雖然少一些，但顯得更加精銳，武器裝備也比較好。“陸總”下轄四個方面軍，一方面軍盧漢、二方面軍張發奎、三方面軍湯恩伯、四方面軍王耀武，另外還有杜聿明領銜的“昆明防守司令部”（基本部隊為“遠征軍”）——在當時，絕大多數“美械師”都集中在“陸總”的麾下，番號為“陸軍突擊總隊”的國民黨傘兵當然也屬於“反攻指揮部”的一分子。

抗戰勝利後，軍政部方面，除第八戰區（甘青寧戰區）以外的其他戰區都參與了對日受降；而“陸總”方面，四個方面軍也都分配到了受降區域，兩大系統的地位基本相等。因此，在這時候由誰代表中國軍隊接受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的投降，就成了雙方共同關注的焦點。

軍政部長陳誠當然希望能夠獲得“受降總代表”的榮譽，但蔣委員長最終還是決定把這個美差交給了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據說，這其中有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陳誠的性情剛硬、為人比較刻薄，而何應欽做事謹慎、是個好好先生，由何總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體現蔣總裁“以德報怨”的慈悲胸懷。

其次，何應欽是“士官學校”出身，所謂“一黃埔，二陸大，三士官”，陳誠佔了其中的兩條，而何應欽卻是三樣俱全。在國民黨高階將領中，何應欽屬於既有日本軍校背景、又與黃埔繫有著深厚淵源的人物，不僅日語流利、並且熟悉日軍的編制和管理習慣，比較有利於開展交流工作。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1935年，蔣介石曾經派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談判，最後簽定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在當時，老何不僅在梅津美治郎面前受了一肚子窩囊氣，而且還被全國輿論罵得狗血淋頭，搞得裡外不是人，但老何夠義氣，打落牙齒和血吞、所有的罵名都自己扛了，沒有象張少帥那樣把蔣委員長給牽扯進來。所以，老蔣這次再派老何出任“受降代表”，既算是對他的一種補償，也可以說是給了他一個恢復名譽的機會。

既然是由“陸軍總司令”出面受降，當然就不能讓第三戰區的部隊跑龍套，可“陸總”的精銳兵馬此時都在大西南後方，怎麼送到南京去呢？只有空運。

蔡智誠他們是9月7號接到開赴南京的命令的。當時，18軍11師正在舉行入城式，姜鍵隊長在辦理移交手續的同時，又命令管理人員必須在一天之內把手頭的“剩餘物資”處理掉，這可把蔡智誠愁壞了。

所謂“剩餘物資”其實是日偽倉庫裡的庫存品。別人手頭的物品還好辦，可蔡智誠管理的那單物資中有五十噸錳礦沙，這原本是日軍從湘潭礦區搜刮來、準備運往日本的軍工原料，到了現在這個時候，誰也不會願意花錢買這種沒用的東西。蔡上士把自己的難處講給長官們聽，可隊長和分隊長都不肯罷休：“再難辦也要辦，趕緊想辦法，能賣幾個錢算幾個，不然留給別人也是浪費……”

想辦法，還能有什麼辦法？只有去找幾個冤大頭。

這時候，監獄的事務還沒有移交完畢，蔡智誠連忙把偽商會（萬昌商社）的四個漢奸買辦從號子裡提出來，對他們說：“只要把這些錳礦沙買過去，就算是有立功表現，可以放你們回家”。

那四個傢伙有點兒不放心：“錳礦是軍需物資，被別人知道了難免還是要被抓的”

“笨蛋。你們先把礦砂拿過去，回頭再交給18軍，豈不是又立了一大功？有誰還會再抓你們？”

漢奸買辦想了想，覺得這個破財免災的辦法還是比較划算的，於是就拍板成交了。

等蔡智誠從金遠詢專員那裡弄來放人的批條，漢奸家屬也已經把款項籌集到手了，整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