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尚且如此，那些分割槽的、地委的、縣區鄉的幹部，那些民兵、傷病員和軍隊家屬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無論如何，總部機關衝出去了，大部分領導幹部和黨政軍骨幹也渡過沂河、完成了突圍。

現在回過頭來想這件事，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固然是老天幫忙，但十九團七連的艱苦阻擊卻更為至關重要。因為，如果沒有他們以自己的生命爭取到了寶貴的三個小時，快速縱隊6月7日下午就可以進抵湧泉村，那將會使得逃難軍民無法靠近沂河，第二天的冒雨突圍也就根本不可能實現。

寫到這裡，說句題外話。

前些天看《集結號》的時候，馬甲就在想：在人民解放軍的征戰史上，究竟有多少個“九連”一樣的隊伍呢？

如果僅僅從“掩護撤退”的角度去看待他們生命的價值，陣亡者的結局無疑是委屈的，但如果從“捍衛信仰”的角度去分析他們的行為，一切都將變得十分坦然——“九連”或者七連、姜茂財董存瑞或者譚嗣同秋瑾，當他們面臨犧牲的時候，其實只有一個信念能夠真正支撐起他們慷慨的付出，那就是：他們相信，在他們身後，活下來的人將會繼續戰鬥下去，直到共同的理想得以實現——這個高於生命的覺悟，是泛泛的“人性關懷”所無法解釋的。

能夠安慰死者的不是勳章、不是墓碑，而是他們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衛、是他們的理想是否成為了現實——斯皮爾伯格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讓大兵瑞恩站在戰友的陵墓前說：“我做到了，我是好人，一直是個好人”；而《集結號》的導演卻似乎沒有明白其中的意義，所以，我們只在銀幕上看見了血肉橫飛和哥們義氣、只在逼真的音效裡聽見了淒厲的軍號和狂野的吼叫，卻沒有領悟出犧牲的目的。

導演其實並不明白“九連”為什麼犧牲，所以他讓焦大棚提出了一個請求：“撤吧，給九連留點種子”。這話聽著有點耳熟，因為分明也有人曾經喊過：“撤吧，給西北軍留點種子”……但是，什麼是“種子”？對軍閥而言，“種子”是兵、是槍、是番號，所以他要求撤退；而對於獻身理想的戰士而言，“種子”是精神、是覺悟、是高於生命的信仰，在最艱難的時刻，只有堅持戰鬥、付出犧牲，種子才有可能發芽開花。

並不是所有的陣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稱號的。是否為信仰而戰，這是烈士與炮灰的區別。

因此，當烈士逝去之後，墓碑上的名字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活下來的人們應該捫心自問，先烈的理想的“種子”是否植根在自己的靈魂裡了——這才是犧牲的價值、這才是精神的力量、這才是最偉大的人性的光輝。

只是，不懂得理想的崇高，又怎能闡釋得出犧牲的真諦呢？

6月9日，總部機關突圍了，但仍然有許多人被困在了包圍圈裡。

快速縱隊抓到了一千多名筋疲力盡的被圍困者，從中甄別出縣委書記、組織部長、區長和民兵“爆破大王”等共產黨幹部，並隨即就把他們移交給了保安團（7月2日，國民黨費縣縣長楊均亞將其中的210名黨員幹部活埋殺害了）。

傘兵之所以迅速移交手裡的戰俘，是因為他們又接到了新的命令。

六月，正是夏麥成熟的季節，國軍對魯南的清剿雖然全面告捷，但由於沒有建立起組織機構，一時半會的還無法進行徵糧。而這時候，全國各地的“反飢餓”運動正整得政府焦頭爛額，因此，南京方面就把希望寄託在了蘇北和蘇中，指望著用“恢復區”的麥子給城市救急。

蘇北和蘇中是新四軍的老根據地，這時雖然被國軍佔領了，但共產黨的政權仍然在堅持活動，從解放區失陷之日起，淮海區黨委就發動群眾進行“反徵兵、反納稅、反交糧”鬥爭，進入麥收季節後，又組織民兵武裝開展“保麥運動”，使得國民黨的徵糧計劃無法落實＇奇＋書＋網＇。因此，當魯南清剿告一段落，徐州總部就立即調遣快速縱隊趕赴蘇北各地“武裝護糧”，為地方保安團撐腰打氣。

特務隊和二大隊被分派到了蘇北的東海縣。

東海縣毗鄰連雲港，在隴海鐵路的邊上，這裡的國民黨保安團隊有兩股勢力，一部分屬於“還鄉團”，他們缺乏訓練，只會打人不會打仗；另一部分是原新四軍獨立旅三團的舊部，雖然有一定的戰鬥力，但軍心渙散、與國軍部隊貌合神離。

“獨三團”的團長劉慶餘（劉福龍）原先是青幫出身的土匪，歷史上有血債，後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參加了新四軍。1946年，劉部到潼山根據地休整期間，潼山的幾十位苦主向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