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我認為的小說，寫我喜歡寫的小說，寫較廣泛的人愛讀而不是某些專門研究小說的人愛讀的小說，這便是我的尋常的追求。即使為這麼尋常的追求，我也衣帶漸寬終不覺，並且終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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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注平民生活形態

我既為較廣泛的人們寫小說，既希望寫出他們愛讀的小說，就不能不睽注平民生活形態。因為平民構成我們這個社會的大多數，還因為我出身於這一個階層。我和這一個階層有親情之緣。

我認為，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他或她的“階層”親情。這一點體現在作家們身上更是明顯得不能再明顯。商品時代，使階層迅速分化出來，使人迅速地被某一階層吸納，或被某一階層排斥。

作家是很容易在心態上和精神上被新生的中產階級階層所吸納的。一旦被吸納了，作品便往往會很中產階級氣味兒起來。這是一種必然而又自然的文學現象。這一現象沒什麼不好。一個新的階層一旦形成了，一旦在經濟基礎上成熟了，接下來便有了它的文化要求，包括文學要求。於是便有服務於它的文化和文學的實踐者。文化和文學理應滿足各個階層的需要。

從“經濟基礎”方面而言，我承認我其實已屬於中國新生的中產階級階層。我是這個階層的“中下層”。作家在“經濟基礎”方面，怕是較難成為這個新生階層的“中上層”的。但是作家在精神方面，極易尋找到在這個新生階層中的“中上層”的良好感覺。

我時刻提醒和告誡我自己萬勿在內心裡滋生出這一種良好感覺。我不喜歡這個新生的階層。這個新生的階層，氤氳成一片甜的、軟的、喜滋滋的、樂融融的，介於滿足與不滿足，自信與不自信，有抱負與沒有抱負之間的氛圍。這個氛圍不是我喜歡的氛圍。我從這個階層中發現不到什麼太令我怦然心動的人和事。

所以我身在這個階層，卻一向是轉身背對這個階層的。睽注的始終是我出生的平民階層。一切與我有親密關係乃至親愛關係的人們，幾乎無一例外地仍生活在平民階層。同學、知青夥伴、有恩於我的、有義於我的。比起新生的中產階級階層，他們的人生更沉重些，他們的命運更無奈些，他們中的人和事，更易深深地感動我這個寫小說的人。

但是我十分清醒，他們中的大多數，其實是無心思讀小說的。我寫他們，他們中的大多數也不知道。我將發生在他們中的人和事，寫出來給看小說的人們看。

我又十分清醒，我其實是很尷尬——我一腳邁入在新生的中產階級裡，另一隻腳的鞋底兒上彷彿抹了萬能膠，牢牢地粘在平民階層裡，想拔都拔不動。我的一些小說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我的尷尬。

這一份兒尷尬，有時成為我寫作的獨特視角。

於是我近期的小說中多了無奈。我對我出身的階層中許多人的同情和體恤再真誠也不免有“拋過去”的意味兒。我對我目前被時代劃歸入的階層再厭煩也不免有“造作”之嫌。

但是我不很在乎，常想，也罷。在一個時期內，就這麼尷尬地寫著，也許正應了那句話——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所以才繼續地腳不停步地在稿紙上“趕路”。完完全全徹徹底底變成了中國新生的中產階級的一員，即使僅僅是“中下層”中的一員，我也許就什麼都寫不出來了……

我是個“社會關係”蕪雜的人

中國的作家，目前仍分為兩大類——有單位的，或沒有單位的。有單位的比如我，從前是北影廠的編輯，如今是童影廠的員工。沒單位的，稱“專職”作家，統統歸在各級作家協會。作家協會當然也是單位，但人員構成未免太單一。想想吧，左鄰是作家，右舍也是作家。每個星期到單位去，打招呼的是張作家，不打招呼的是李作家。電話響了，抓起來一聽，不是編輯約稿、記者採訪，往往可能便是作家同行了。所談，又往往離不開文壇那點子事兒。

寫小說的人常年生活在寫小說的人之中，在我想來，真是很可悲呢。

我慶幸我是有單位的。單位使我接觸到實實在在的，根本不寫小說，不與我談文學的人。一個寫小說的人，聽一個寫小說的人談他的喜怒哀樂，與聽一個不寫小說的談他的喜怒哀樂，聽的情緒是很不一樣的。

我接觸的人真的很蕪雜。三十六行七十二業，都不拒之門外。我的家永遠不可能是“沙龍”。我討厭的地方，一是不乾淨的廁所，二是太精英薈萃的“沙龍”。倘我在悠閒著，我不願與小說家交流創作心得，更不願聽小說評論家一覽文壇小的“縱橫談”。我願意的事是與不至於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