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形象上的損害。記得有一次和耶魯畢業的好萊塢影星愛德華·諾頓的父親，一位在中國雲南工作過的了不起的環保專家，一起吃午飯時，聊起了這件事。我故意用他兒子當年演的一部電影裡的臺詞“obscene”來形容故宮裡的星巴克。他連聲叫好，還問是從哪兒學來的詞，說實在太貼切了。“obscene”在這裡最好的翻譯大概就是“有礙觀瞻”了吧，也許更為甚之。在電影裡被用來形容人類戰爭的殘酷場面。

其實我對星巴克並沒有什麼反感，對中國人喝咖啡的現象除了健康之外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只是覺得星巴克在中國的價格不應該和美國一樣貴，而是應該至少像巨無霸那樣，根據中國人的收入水平做一些調整。作為一個財經節目主播，我尊重而且佩服星巴克在中國的商業成功，也誠心誠意地追問了星巴克總裁他們成功的經驗。吉姆親口告訴我，其實，即使是在美國，星巴克的成功最主要的還是因為，它為人們在最應該的地點提供了一個以前沒有的休息聚會的場所，與咖啡本身並無太大的關係。在中國的成功，我以為這也是最大的因素。這些敏銳的商業判斷，還有那些匪夷所思的營銷技巧，我們要好好學習研究。相信有一天，也會有聰明的中國商人用最合適的方式把中國的飲料打入西方主流社會的。有一天，外國人也不會再問為什麼西方的低檔快餐必勝客到了中國就成了要排隊的高階餐廳了呢？

也許你覺得故宮裡有沒有星巴克並不那麼重要。但依在下的愚見，正是這許許多多可說可不說的事，可做可不做的事，在不知不覺地編織著世界和中國相互的誤讀。

這篇文字寫到一半的時候，我給星巴克CEO吉姆本人發了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