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曼人這個主宰種族恢復原來的絕對權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別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須要由日耳曼人用鐵腕來統治他們。議會必須廢除，所有民主的“胡鬧”必須結束。

雖然希特勒沒有參加政治，但他非常關心地注意著奧地利三大政黨的活動：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黨、泛日耳曼民族黨。一種政治上的狡猾見識現在已開始在這個不修邊幅的施粥站常客的心中萌芽，使他能夠極其清晰地看到當代各個政黨的力量與弱點，而在成熟以後，使他成了德國的第一號奸雄。

他同社會民主黨一接觸後，就對該黨有了一種強烈的憎恨。“最使我憎惡的是，”他說，“它對維護日耳曼主義的鬥爭持敵對態度，它對斯拉夫‘同志’不要臉地討好賣乖？？在幾個月之內，我就得到了在其他情況下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得到的東西：看透了一個假裝成社會美德和兄弟友愛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

但是他這時已經相當聰明，知道為了要仔細研究社會民主黨在群眾中間得到成功的原因，必須抑制自己對這個工人階級政黨的反感。他最後認為他們成功的原因有好幾個，他牢記了這些原因，後來並利用它們來建立德國國家社會黨。

有一天——他在《我的奮鬥》中寫道——他看到維也納工人舉行群眾示威。“我屏息凝神地看著人群組成的巨龍慢慢地游過去，幾乎有兩小時之久。

我最後離開那個地方漫步回家時，心中極感焦慮。”

回家後他開始閱讀社會民主黨的報刊，分析該黨領導人的演講，研究它的組織，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計它的成績。他最後得出社會民主黨獲得成功的三個原因：他們知道如何建立一個群眾運動，任何政黨如果沒有群眾運動就一無用處；他們掌握了在群眾中進行宣傳的藝術；最後一點是，他們知道利用他所說的“精神上和肉體上恐怖”的價值。

這第三個教訓引起了年輕的希特勒的好奇心，雖然這肯定是以錯誤的觀察為基礎的，其中摻雜他個人的大量偏見。10年以後他將充分利用它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我瞭解這個運動——特別對資產階級——所造成的惡劣的精神恐布，從思想上和心理上來說，資產階級都不是這種進攻的對手；訊號一發，只要看來是最危險的敵人，它就對之發動謊言和誹謗的真正大攻擊，一直到被攻擊者的精神不能支援時為止？？這種策略所根據的是對一切人性弱點的精確估計，它的結果能導致必然的勝利，其必然程度幾乎同數學一樣精確？？

我同樣也瞭解肉體恐怖對個人和群眾的重要性？？因為在支持者中間，所取得的勝利似乎是他們本身事業的正義性的勝利，而被擊敗的對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對繼續進行抵抗不存任何勝利的希望。

關於希特勒日後要加以發展的納粹策略，再也沒有比這段話分析得更加精確的了。在維也納，有兩個政黨強烈地吸引著成長中的希特勒的注意，他對它們都應用了他正在提高中的狡猾的冷靜的分析能力。他說，他最初擁護由格奧爾格·裡特·馮·舒納勒建立的泛日耳曼民族黨，馮·舒納勒也是希特勒老家下奧地利希皮塔耳附近一州的人。泛日耳曼黨當時正在為日耳曼民族在這個多民族帝國中的統治地位進行最後的奮鬥。雖然希特勒認為舒納勒是個“深刻的思想家”，而且熱情地擁護他的強烈民族主義、反猶主義、反社會主義、主張同德國合併、反對哈布斯堡王朝和教廷的基本綱領，但他很快就發現了該黨失敗的原因：“這個運動未能充分了解社會問題的重要性，使它失去了真正有戰鬥性的人民群眾；它參加了議會，這就使它喪失了重要的推動力量，而沾上了議會所特有的一切弱點；反對天主教會？？又使它喪失了我國民族足以自豪的無數最優秀的分子。”

希特勒在維也納時代得到了一個教訓，雖然他日後在德國取得政權時還是把它忘記了，可是他在《我的奮鬥》中竭力強調過，那就是，一個政黨要想反對教會是沒有用的。他在解釋舒納勒的“脫離羅馬”運動為什麼是個策略錯誤時說：“不管一個宗教派別有多大值得批評的地方，一個政黨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在以往的全部歷史經驗中，一個純粹政治性的黨派要進行宗教改革是從來沒有成功過的。”

不過在希特勒看來，泛日耳曼黨最嚴重的錯誤還是在於它未能喚起群眾，甚至未能瞭解普通人民的心理。從他重複說明他年紀剛過21歲就開始在心中出現的思想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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