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於強調困難的人。

將領們還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文職密謀分子認為也完全應當考慮。就是如果他們發動一次反對希特勒的政變，英法是不是會利用政變在軍隊和國家中所造成的混亂，從西線大舉入侵，佔領德國？並且，雖然他們已經推翻了那個罪魁禍首，英法是否仍然會向德國人民提出苛刻的靖和條件？因此，有必要同英國人保持聯絡，以便取得明確的諒解，使西方盟國不利用德國反納粹的政變趁火打劫。

他們透過好幾條途徑同英國人接觸。其中韋一條途徑是由約瑟夫·繆勒博士透過梵蒂岡發展出來的。這位博士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慕尼黑的第一流律師，體格魁偉，精力旺盛，而且有股蠻勁兒，所以在年輕時得到過“蠻牛約瑟夫”的綽號。他在諜報局奧斯特上校的默許下，於10月初曾經到羅馬作了一次旅行，在梵蒂岡同英國駐教廷公使建立了聯絡。據德國人說，他不僅取得了英國的保證，並且還得到了教皇的諾言，同意在新的反納粹德國政權和英國之間充當調停人。

另一個接觸點在瑞士的伯爾尼。威茲薩克派了不久以前曾任＇649＇　德國駐倫敦代辦的西奧多·科爾待當德國駐瑞士公使館的參贊。他在瑞士的首都不時和一個英國人菲利普·康維爾一伊凡斯博士碰頭。後者曾經在德國柯尼斯堡大學擔任教授，不僅成了研究納粹主義的專家，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納粹的同情者。

10月的下半月，康維爾一伊凡斯給科爾特帶來了一個訊息，後來被科爾特說成是張伯倫以諒解和公正的態度對待未來的反納粹德國政權的莊嚴保證。實際上這個英國人帶來的只是張伯倫對下院的演說中的一段話。在這篇演說裡，這位首相一方面拒絕希恃勒的和平建議，一方面宣佈英國無意“使一個願意同其他國家和睦相處、互相信賴的德國在歐洲無法獲得應有地位”。那一篇對德國人民表示友好的講演中的這一段話和其他的段落都曾由倫敦方面廣播過，那些密謀分子想必也在無線電中聽到過，但是他們仍然對那位非正式的英國代表帶到伯爾尼來的“保證”大表歡迎，認為是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東西。這些密謀分子得到了這個宣告並認為自己已經透過梵蒂岡取得了英國的保證之後，就滿懷希望地轉向那些德國將領，說他們是滿懷希望固然不錯，但是也可以說是絕望中的孤注一擲：“我們唯一能得救的希望，”威茲薩克在10月17日對哈塞爾說：“就在於舉行軍事政變。但怎樣舉行政變呢？”

時間已經很緊迫了。德國已經決定在11月12日侵入比利時和荷蘭。必須在這個日子以前舉行政變。哈塞爾警告其他的人說，在德國侵犯了比利時以後，就不可能得到“公道的和平”了。

對於後來發生的事，其實應當說是對於後來為什麼竟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參加這個密謀的人各持一說，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像在慕尼黑時期的那次一樣，這次的中心人物仍然是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將軍。但是他忽冷忽熱，猶豫不定。在紐倫堡提審時，他解釋說，“野戰部隊”由於“全副武裝的大敵當前”，不可能舉行叛變。他說他曾呼籲不直接與敵人交鋒的國內駐防軍採取行動，但是他從國內駐防軍司令弗雷德里希＇　弗裡茨＇　·弗洛姆將軍那裡所能得到的，最多隻是一種諒解，那就是“作為一個軍人”，只要勃勞希契下命令，他馬上就執行。

但是勃勞希契甚至比他的參謀總長還要膽小怕事。“如果勃勞希契沒有足夠的魄力作出決定的話，”貝克將軍對哈爾德說，“你就應當作出決定，給他來一個既成事實。”但是哈爾德堅持認為，勃勞希契是陸軍總司令，最後責任應當由他負。大家就這樣推來推去，誰也不願負責。哈塞爾在10月末的日記中悲嘆道：“哈爾德的膽略和威信都不足以勝任此事。”至於勃勞希契，就像貝克所說的，只是一個“六年級小學生”。這時密謀分子由陸軍方面的經濟專家托馬斯將軍和諜報局的奧斯特上校為首，繼續在哈爾德身＇650＇　上做工作。哈爾德終於同意，至少他們認為如此，只要希特勒進攻西方的最後命令一下，就發動政變。但哈爾德本人後來卻說，這仍然要以勃勞希契作最後決定為條件。不管怎樣，11月3　日，據哈爾德和奧斯特在最高統帥部裡的一個心腹漢斯·格羅斯庫特上校說，哈爾德通知貝克將軍和戈臺勒這兩個主要密謀分子，要他們從11月5　日起隨時準備行動，陸軍總司令部和參謀總部所在的佐森成了醞釀陰謀活動的溫床。

11月5　日是關鍵性的一天。部隊將在這一天開往與荷、比、盧交界處的出擊點，同時勃勞希契也約定在這一天向希特勒攤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