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帶去見奧爾布里希特，但拒絕同後者談話。於是，貝克接見了他。他由於頑固不化，也被鎖了起來。按照預定計劃，馮·圖恩根將軍奉派接替他的職位。

庇弗雷德的出現提醒了施道芬堡，密謀分子忘記在這座建築物四周佈置警衛。於是從大德意志警衛營（這時它應該擔任警戒任務，但卻沒有值勤）

調來了一個分遣隊在大門口擔任警衛。這樣，下午5　點多，叛亂分子總算控制了他們的總部。但這是柏林城中他們唯一能夠控制的地方。那些預定要佔領首都並把它交給新的反納粹政府的陸軍部隊，究竟遇到了什麼事情呢？

下午4　點剛過，當密謀分子終於在施道芬堡回來之後活躍起來的時候，柏林衛戍司令馮·哈斯將軍打電話給駐在鄧伯立茲的精銳的大德意志警衛營營長，命令他下令全營戒備，並立即到菩提樹下大街的司令部來報到。警衛營營長是新近任命的奧托·雷麥少校。他在這一天要起關鍵作用，雖然他並不是密謀分子原來指靠的人。他們已對他進行過審查，因為該營被分派擔任一項極端重要的任務。他們調查了以後認為他是一個不問政治的軍官，只知服從頂頭上司的命令。他的勇敢是無可置疑的。他曾負傷8　次，最近還得到希特勒親手頒發的橡葉騎士十字勳章——這是難得的榮譽。

雷麥遵命下令全營戒備，並且立即進城來接受哈斯的具體指示。將軍告訴他，希特勒遇刺，黨衛隊企圖發動政變；命令他封鎖威廉街的政府各部以及設在附近的恩哈爾特車站的黨衛隊保安處總部。下午5　點半鐘，行動迅速的雷麥已經完成了任務，回來向菩提樹下大街報告，等候新的任務。

現在另一個次要人物擠到這個戲劇性事件中來，幫助雷麥成為密謀集團的送命閻王。一個名叫漢斯·哈根博士的中尉，是一個容易激動和自視甚高的年輕人，擔任著雷麥的警衛營的國社黨指導員。他也在宣傳部的戈培爾博士手下擔任工作。這時他實際上被宣傳部派駐在拜羅伊特，協助希特勒的秘書馬丁·鮑曼寫一本名叫《國家社會主義文化史》的書。他在柏林出現是很偶然的。他是來為一個在前線犧牲的不知名作家發表紀念演說的，同時他想乘這個機會在下午給全營官兵作一個關於“國家社會主義指導問題”

的報告，雖然這天天氣悶熱，他十分喜歡在公共集會上講演。

在去鄧伯立茲途中，這個容易激動的中尉確信自己從一輛駛過的陸軍汽車裡看到了身著全副軍裝的馮·勃勞希契陸軍元帥。他立刻想到，這些老將軍們一定在幹什麼叛國的勾當。勃勞希契很久以前就被希特勒一腳踢出了他的司令部，不管穿沒有穿軍裝，那一天其實並不在柏林，但是哈根發誓說他見到了勃勞希契。在雷麥少校接到佔領威廉街的命令的時候，他正同少校談著話。這個命令引起了他的懷疑，他向雷麥要了一輛帶車斗的摩托車，上車立即趕到宣傳部去向戈培爾報信。

部長剛接到希特勒打來的第一個電話。希特勒告訴他發生了謀刺的事情，命令他儘快地把謀刺失敗的訊息在電臺上廣播。這似乎是一向警覺的宣傳部長所得到的關於在臘斯登堡發生的事情的最初訊息。不一會兒，哈根給他帶來了柏林即將發生的事情的最新訊息。戈培爾起初還有點不信，他認為哈根有點無事生非。有一種說法是，正當他要把這個客人趕走的時候，中尉請他親自看看窗外發生的事情。他見到的情景比哈根那些歇斯底里的話更有說服力。陸軍部隊正在宣傳部四圍佈哨。戈培爾雖然是個愚蠢的人，這次腦子卻轉得特別快。他要哈根通知雷麥立刻來見他。哈根遵命辦了。在這以後這個人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這樣，當班德勒街的密謀分子正在同全歐洲的將軍們聯絡，完全沒有注意像雷麥這樣一個擔負著重大任務的低階軍官的時候，戈培爾卻在同這個人聯絡，不管他的軍階多麼低，在這個特定的時刻他卻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他們之間的接觸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時雷麥奉命去逮捕這個宣傳部長。這樣，少校的手上既有抓戈培爾的命令，又有戈培爾邀請他去會見的通知。雷麥帶了20個人走進宣傳部。他囑咐他們，如果過了幾分鐘他不出來，他們就到部長辦公室去接他。然後他同副官握著手槍，走進辦公室，去逮捕當天在柏林的最重要的納粹官員。

約瑟夫·戈培爾在德意志第三帝國所以能夠飛黃騰達，原因之一是他在困難局面下有快速講話的天才，而現在正是他充滿風浪的一生中最困難最危急的局面。他提醒這個青年少校對最高統帥的效忠宣誓。雷麥乾脆地答稱：希特勒已經死了。戈培爾說，元首生龍活虎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