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們兩人是在地下室商議的。希姆萊在信上籤了字。

戈林與希姆萊很快地發現，他們的行動都失之過早了。雖然希特勒與他的部隊和政府部長們的聯絡，除了無線電之外，都被切斷了（因為到23日夜間，俄國人差不多已完成了對柏林的包圍），但是現在他仍要表明，只靠他的人格力量和威信仍能夠控制德國，而且只要他透過懸在地下避彈室上空的氣球裡的嘰嘰作響的無線電發報機講一句話，就能夠敉平“叛國陰謀”，即使是他最重要的追隨者所發起的“叛變”。

斯佩爾和另一位出色的婦女目擊者（關於她在柏林最後一幕戲的動人表現，下文即將述及）曾詳細地記述了希特勒收到戈林電報時的反應。斯佩爾是在4　月23日晚上坐了一架小飛機到被圍的首都來的，飛機降落在離總理府只有一個街區的橫貫動物園的東西軸心大街東頭的勃蘭登堡門附近。斯佩爾獲悉希特勒決定留在即將被攻陷的柏林不走的訊息之後，特地前來與元首告別並向他坦白承認，由於“對個人的忠誠與對國家的責任之間的矛盾”（這是他自己的話），他不能不違背元首的焦土政策。他完全估計他會以“叛國罪”被捕，而且可能被槍斃，毫無疑問，如果獨裁者知道斯佩爾在兩月以前曾試圖要殺害他以及其他沒有被施道芬堡炸死的人時，他一定會把他槍斃的。

原來這位傑出的建築師出身的軍火部長雖然常常以超政治自豪，但也同其他的德國人一樣，終於覺悟了，雖然為時已遲。當他最後知道他的親愛的元首決定要透過焦土政策毀滅德國民族時，他下定決心要刺殺他，他的計劃是在柏林地下室召開全體軍事會議時將毒氣送進通風裝置。因為不只是將領們，而且戈林、希姆萊和戈培爾等人一定會參加會議，他希望將第三帝國的全部納粹領導和最高統帥部徹底消滅掉。他弄到了毒氣，檢視了空氣調節系統之後發現花園裡的空氣進口管子上裝上了一個12英尺高的煙筒，這是希特勒為了防止破壞親自下命令安裝的。他發覺將毒氣注入煙筒而不被花園裡的黨衛隊衛兵發現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放棄了他的計劃，希特勒又一次免遭暗算。

現在，在4　月23日那天的晚上，斯佩爾向希特勒全部坦白了他拒絕執行盲目破壞德國殘餘裝置的經過。使他大吃一驚的是，希特勒竟未表示憤恨，也沒有發脾氣。也許希特勒為他的年輕朋友——斯佩爾剛過40歲——的坦率和勇氣感動了吧。他對斯佩爾一向具有深厚感情，並且認為他是一個“藝術家同行”。根據凱特爾的記載，希特勒那天晚上顯得異常鎮靜，他下定決心數天之內在這裡死去這件事，好像給他帶來了精神上和心情上的平靜。但是這是前一天大風暴以後的平靜，也是另一個大風暴前夕的平靜。

因為戈林的電報這時已經送到總理府。鮑曼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他先把它扣壓起來，然後這個陰謀能手將它作為“最後通牒”和“竊取”領袖權力的一種叛逆企圖遞交給元首。

“希特勒怒不可遏，”斯佩爾寫道。“他大罵戈林，他說他早已知道戈林已經完蛋了，他腐化，吸毒。”這句話使這位年輕的建築師“大吃一驚”，他奇怪為什麼希特勒會讓這樣一位人物身居高位如此之久呢？希特勒平靜下來後又說：“讓戈林去談判投降罷，反正誰去談判都沒有關係。”這句話也使斯佩爾迷惑不解。但是希特勒的這種心情不過維持了一會兒功夫。

在討論結束以前，希特勒在鮑曼的慫恿下口授了一道命令，用電報通知戈林，說他犯了“叛國罪”，理應處以死刑，姑念其長期效勞黨國，如果馬上辭去全部職務，可免一死。電報飭令戈林即刻回電是否辭職。這還未能使這個蛆蟲一樣的鮑曼得到滿足。他私自打了一個無線電報給駐在伯希斯特加登的黨衛隊總部，命令即將戈林及其部下和拉麥斯以“叛國罪”加以逮捕。

第二天黎明之前這位第三帝國的第二號人物，納粹頭目中的最傲慢、最富有的角色，德國曆史上的唯一的帝國元帥和空軍總司令成了黨衛隊的階下囚。

3　天以後，在4　月26日的晚上，希特勒談起戈林時所講的話，比在斯佩爾面前所講的強烈得多。

到地下避彈室來的兩位最後客人

又有兩位有趣的客人這時來到元首地下避彈室的瘋人院。他們是憎恨成性而且特別憎恨戈林的著名女試飛駕駛員漢娜·菜契和裡特·馮·格萊姆將軍。他們在4　月24日接到命令，要他們從慕尼黑動身回到柏林，聽最高統帥面授機宜。但是他們的飛機在4　月26日晚上降落在動物園機場時，被俄國的高射炮的炮彈擊傷，格萊姆的腳被炸壞了。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