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葉劍英指揮。

這是一支非常奇特的隊伍，不僅陳賡自己的問題沒有公開的結論，另外還有不少幹部，也是被“左”傾錯誤領導者迫害打擊視為“包袱”、“累贅”

而欲拋棄的。但幹部團有優勢的裝備，人才濟濟。

秋風陣陣，落葉遍地，一片淒涼。

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指戰員，懷著沉重的離情別緒和歡欣的轉移戰鬥的興奮，告別了瑞金，告別了中央蘇區，精神抖擻地踏上了艱險的征程。

決定中國革命歷史程序的二萬五千里長徵，從瑞金邁出第一步的時候，並不叫長征，而叫戰略大轉移。最初採取這一行動，有很大的被動和盲目性，只因為有了遵義會議，才使二萬五千里長徵有了史詩的意義。

陳賡帶著幹部團這支特殊的部隊，跟隨中央紅軍從江西南部瑞金縣銅鑼灣出發，開始向西線突圍。

夕陽西下，暮色蒼茫。中央紅軍懷著依依惜別的心情，一步一回頭地走著。他們告別了紅色故都，告別瑞金父老，告別兄弟姐妹，踏著夕陽，走遠了，走遠了，在蘇區人民的視線內消失了。

兩個月過去了，紅軍突破敵人的一道道封鎖線。湘江一役，紅軍與敵人展開了殊死搏鬥，最終雖突破了湘江，但八萬紅軍損失三萬五千人。

在慘重的損失面前，紅軍指戰員們越來越感到困惑。紅軍要轉移到哪裡去？紅軍的前途何在？這樣硬拼下去能行嗎？

即是臨時中央的主要領導博古，也是六神無主，萬般無奈。湘江之役，紅軍損失過半，博古感到責任重大，可又一籌莫展，痛心疾首。在行軍路上，他拿著一支手槍朝自己的腦袋比劃，苦惱得不能自拔。紅軍當時的“頭羊”

精神面貌是這等狀態，可見紅軍瀕臨什麼境地了。

紅軍繼續向湘西開進，只能把紅軍帶向滅亡的絕境。在此緊要關頭，毛澤東力主放棄會合二、六軍團的意圖，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開闢新的根據地。毛澤東據理力爭，黨內多數同志也逐步清醒過來，站在毛澤東一邊。紅軍改向貴州方向前進，幾乎沒放一槍一炮就佔領了黎平。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的貴州，在寒冷的冬天，變得更加淒涼，蕭瑟，紅軍的到來，給這裡增添了生機。

12月18日，皓月當空，繁星閃爍。黨中央在黎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研究紅軍戰略方向問題。會後，我軍向遵義進發。但欲取遵義，須強渡烏江。

烏江，是貴州第一條大河，江面雖不寬，但兩岸峭壁懸崖，水深流急，十分險要，是天然的屏障。先頭部隊抵達烏江，發現渡口只有兩隻木船，紅軍如何渡江呢？中央軍委經過研究，認為只有架設浮橋，才能迅速渡過烏江。

架設浮橋的任務就交給了陳賡領導的幹部團。

元旦夜，任務下達給幹部團工兵連。戰士們頂著風冒著雨，在漆黑夜空下沿著畸嶇的山路急進，於天亮前趕到了江邊渡口。

陳賡首先派人到江邊測量了烏江水情，決定扎竹排，搭浮橋。他還特意請來技術指導員，並將工兵連全連二百多名學員分為器材供應、編制竹排，架設、救護、預備等作業小組分頭行動。他們用三層疊起的竹排做橋腳，每對橋腳中間鋪兩根枕木，枕木上連線四個橋衍，再鋪上門板釘上橫木，組成一節節門橋。戰士冒著嚴寒和對岸敵人的炮火，把門橋送到江裡。可門橋一進到深水就像脫韁的野馬直向下遊衝去，無人能控制。怎麼辦？後面敵人的追兵將至，全體紅軍將士的安危全繫於此，陳賡心急火燎。

俗話說，“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每當這種時候，陳賡就會召集大家獻計獻策，共同討論研究。最後陳賡根據大夥的意見，用大小石頭裝在竹簍子裡，四周插上粗大的竹槓，作為錨爪，錨的頂端再繫上一根粗錨綱、這樣才把門橋固定住了。問題解決了，陳賡的眉頭也舒展開了。

“加油幹哪！同志們！”他大聲鼓舞著戰士們。

浮橋不斷地向前伸。突然，投錨組組長手中的竹篙被迎面敵人一顆炮彈打落，他一頭栽倒在門橋上，門橋立即失控。在這危急時刻，投錨組組長搖搖晃晃地爬起來，撲通一聲跳入水中，用手拉住門橋的邊沿，用胸膛死死地頂住門橋。門橋下移的速度減慢了，險情解除了，可投錨組組長卻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經過三十六個小時的緊張戰鬥，浮橋終於架起來了。四路大軍浩浩蕩蕩地透過浮橋向對岸前進，直取遵義。

毛澤東走過浮橋時，連聲稱讚：“真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