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和：我們沒有一個最優方案，有的只是次優方案，是最不壞的制度設計。

田溯寧：對，現在大家認為在最不好的環境中最好的一種方式，還是依靠法人治理結構、獨立董事這種方法。我現在還在學習，當然以現在的結論來看至少比我們的要更合理了。但是也有很多問題。比如說特別大的一個決定，就幾個董事幾天就做出來了，這個公司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關聯，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更復雜。也就是你說的阻力在什麼地方，怎麼把阻力利用上，變成動力。

在中國目前這種狀況，能不能在國有企業裡把獨立董事制度建立起來，能否真正把股東結構調整得比較合理？我們看民營的很多企業，他是為它的利益服務，但是這種利益的短期化和利益的情緒化的情況非常嚴重。所以這個問題，我想的就更加客觀了，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我覺得大部分的問題會需要時間、機會，需要不斷來過渡，最後還是形成一個妥協的方法。我相信未來的國有企業，可能像電信這種公司，國家還有1/3的股權，市場假如會有30％~40％左右的股權，我覺得中間可能需要一個過渡期，這30％~40％的股權，應該是來自社保基金。當然，我這是一種理想化的設想。為什麼我現在做股權投資基金？因為中國現在是一箇中間過渡地帶。因為你要完全走向市場，假如現在70％的股份完全是公眾公司，30％是國有企業，這個衝突會非常大，你仔細想想是不是？

蘇小和：可是這樣的過程，肯定會引發嚴重的意識形態紛爭。

田溯寧：所以中間的過渡階段非常重要。為什麼我現在做寬頻產業基金？實際上我是有這方面的考慮，我認為這是中國將來逐漸要走的一種方法。因為國有股真的需要賣的話，你在市場怎麼去賣？你要賣30％，這比房地產的“大小非”還要厲害，誰敢買呢？你一定是要有一個這樣的過渡——既能解決價格問題，又能解決中國的財富轉移的問題。像中國的網通、聯通，像*這種好的企業應該被誰擁有呢？實際上我覺得還應該是社保基金，就是老百姓的錢，透過一個專業的管理公司，用很專業的方式，來管理它的股份，我一直覺得這個比較合理。　。。

李彥宏的底線（16）

蘇小和：這是一個很好的思路。

田溯寧：這需要思考，需要實踐，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蘇小和：有這樣一個說法，因為中國大量的國有企業佔了國民經濟70％~80％的比重，導致今天整個中國的國民經濟處在一個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因為資源壟斷、競爭不充分，大量的企業依賴政府資源，成為政府的食客。這麼一個不良的迴圈，應該怎麼解決？

田溯寧：某種程度上我同意你的說法，但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新的政治家的一種思想，不是企業家能夠解決的事情。需要社會的、時代的一種進步，或者是需要一個特別的時期。如果不在這樣一個狀況下，這種改革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覺得一個經濟的低谷，可能是人們開始思考改革的時候，或者是一個大的事件，會讓人們思考這種改革，或者是出現一個新的技術創新，引發人們對制度的重新思考。

蘇小和：幾項選擇中，我比較看好技術創新帶動改革。

田溯寧：是，技術創新能夠形成改革。如果片面地等待政治上的變化，或者是各種各樣的社會變革機會，這是一種消極的、沒有建設性的做法。積極的做法應該是，作為企業家本身，我們應該喚起30年前或者20年前我們創業的熱情。中國在未來的挑戰會非常大，無論從技術轉型，還是其他方面，比如說國民人均收入從4　000美元收入到8　000美元很容易，但是從8　000美元到20　000美元這是很難的一件事。還有，我們正面臨全球競爭，中國13億人要加入到全球不到10億富人的一個俱樂部裡，要跟別人爭資源，你靠什麼？我認為未來20年、30年中國需要根本的技術創新。我們看美國這個國家，大小也跟中國差不多，它成為這樣一個強國的過程是什麼？有了愛迪生髮明的電，有著數不清的技術創新，那是一個擁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國家。

蘇小和：一部美國科技史，應該很有意思。

田溯寧：美國經濟大蕭條之後，1929年以後的歷史，到處都是技術創新，我們應該多讀讀這方面的歷史書。

蘇小和：我也在讀劍橋的美國經濟史。

田溯寧：有了萊特兄弟，能夠讓人飛翔。你看看萊特兄弟那個故事，非常有意思。radio開始起來的時候，無線通訊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