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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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都繼承了施先生的遺志，四處散佈“反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的道理。

這些“鷹派”的政治家和戰略家們幾乎可以說是“理想主義者”。他們反對與“專制”國家

貿易正常化，喜歡耍酷“不跟你玩就是不跟你玩，給我吃泡泡糖也沒有用”。另一方面，

他們又是堅定的“現實主義者”　沒什麼耐心對“專制”國家諄諄教導，愛好時不時地展

示他們的肱二頭肌。所以他們在外交上反對核裁減，主張“有限戰爭威懾”，主張美國撤出

“反導條約”。

顯然，即使是列出一大堆施特勞斯的徒子徒孫，把這樣一個孤僻的哲學家和今天好鬥的美國

外交聯絡起來還是有些牽強。剛才列舉的一大堆施特勞斯主義者，只有

Wolfowitz把握要職，

而要說他

30多年前選的兩門課導致了今天伊拉克的戰火紛飛，這種因果鏈條就混沌得有些

混蛋了。

然而，施特勞斯又真的和今天的世界沒有關係嗎？或更進一步說，施特勞斯一生所鍾情的古

希臘哲學家們和今天的世界就沒有關係嗎？這個施特勞斯，這個自言自語了一輩子的老頭兒，

是真的傾心於圖書館的角落以逃避塵世的喧囂，或者，他其實是在開闢另一條道路…　更孤

獨也更艱難的道路　來深入這種喧囂的核心？

施特勞斯經歷了德國魏瑪時代，和冷戰最酷寒的時代，也就是“柔弱的民主制度”經受法西

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雙重挑戰的時代。這個陰影，籠罩了施特勞斯一生的思考，並且決定了其

思想中一個指南針式的主題：為什麼會有暴政？為什麼在啟蒙的日出喚醒清晨之後，“夜，

最漫長的夜”會重新降臨？

對施特勞斯來說，暴政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啟蒙時代的現代性，敲響了

科學與民主的鐘聲，同時也開啟了哲學上的“潘多拉盒子”　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

政治作為一種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臘時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條道路，在中世紀則是通向神意

的道路，而現代的曙光，卻照出了政治捉襟見肘的處境。政治只是一個權力的遊戲，並沒有

一個喜劇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變成了人類在荒野中的流浪。現代話語

中的“自由”，剛好用來模糊是與非、正義與邪惡的界限；而現代話語中的“民主”　通

過把一個質量問題轉化成一個數量問題　為這種相對主義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行性。

正是在這裡，施特勞斯顯示出他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曖昧態度。一方面，他厭惡“自由選擇”、

“民主程式”所庇護的漠然　如果自由意味著墮落可以無限，而民主則只是一個統計學的

遊戲，那麼他寧願生活在古希臘的城邦生活中，在那裡，自由用於明辨是非，而權力必須仰

賴“德行”；在那裡　柏拉圖說　只有哲學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勞斯終其一生，都不能

原諒法西斯主義誕生於一個民主制度，而共產主義運動起源於民主的話語。

另一方面，施特勞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堅定的捍衛者。他借用丘吉爾式的幽默說：“民主制

度是最糟的制度　除了其他實行過的制度外。”他對美國的民主制度　尤其是憲政主義始

終有一種偏愛。這同樣是由其“反相對主義”的態度決定的。他曾經寫道：“如果一切都是

相對的，那麼食人只是一個口味問題。”民主比專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或者，更確切

地說，專制比民主更壞，奴役比自由更壞。就是這麼一個懶得羅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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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施特勞斯對自由民主制度顯示出一種矛盾的態度，在當下的“施特勞斯熱”中，左

右兩派對施特勞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