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為避免陷入被動，他都主動地率領部隊走。但是，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為消滅敵人創造戰機。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個基點上。”紅25軍在鄂豫陝蘇區的第一、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就證明了這一點。

�其次，進行運動戰，必須忍耐待機。徐海東指出：戰場的情況是瞬息萬變的，必須善於隱蔽自己的行動和企圖，忍耐待機。並加強偵察，隨時掌握敵情的變化，牢牢掌握戰場的主動權，適時發起攻擊。在袁家溝口戰鬥中，為了分散敵軍，徐海東拒絕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議，毅然率領紅25軍西進至蘇區中心區袁家溝口地區設伏，終於達成了戰鬥的目的，全殲警備第2　旅，徹底粉碎了敵軍對鄂豫陝蘇區的第二次“圍剿”。

�再次，徐海東在進行運動戰中，堅持從戰場的實際情況出發，結合運用廣泛的游擊戰，也不拒絕必要和可能的陣地戰等多種作戰形式，從而不斷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敵人的多次“圍剿”，取得了輝煌的戰績，顯示出他的傑出軍事指揮才能。

�三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消滅敵軍的有生力量，是徐海東在指揮紅軍作戰中的基本指導思想，也是他以弱勝強、屢挫強敵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澤東曾指出：“對於幾乎一切都取給於敵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只有殲滅敵人的有塵力量才能打破‘圍剿’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只有給敵以殲滅性的捫‘擊，才能有效地減殺敵人的銳氣，才能獲得較大的繳獲補充自己，逐步轉變敵我力量對比，爭取戰爭的勝利。徐海東在指揮紅軍作戰中，始終堅持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根本原則。他認為戰爭的情況是瞬息萬變的，具有很大的蓋然性。無論是在任何複雜的環境下，他都始終保持並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兵力，在一定的時間內，集中主力使用於一個方面，在戰役戰鬥中形成兵力的相對優勢。只有這樣，才能爭取和保持戰場的主動權，奪取戰爭的勝利。諸如在榆林橋戰鬥中，他鑑於敵東北車兵力比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間的地形有利，即決定以一部兵力包圍泉縣城，調動敵第67軍從延安回援甘泉；集中主力隱蔽集結於大小勞山的有利地帶，伺機殲滅山延安回援甘泉之敵。結果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另外，紅25車和紅28軍的郭家河、潘家河、葛藤山、長嶺崗、扶山寨等戰鬥的勝利和在鄂豫陝蘇區的第一、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也都充分地體現了這一基本思想。實踐證明，這一指導思想是正確的。正如毛澤東在總結紅軍反“圍剿”勝利的經驗時所指出的：“中國紅軍以弱小者的姿態出現於內戰的戰場，其迭挫強敵震驚世界的戰績，依賴於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

�避強擊弱，出敵不意，是徐海東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所緊緊把握的重要關鍵。在大規模的反“圍剿”作戰中，他認為弱小的紅軍對於強大的敵軍作戰的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揀弱的打。如在郭家河戰鬥中，徐海東會同軍長吳煥先、政治委員王平章，認真地考察了敵第35師剛到郭家河地區接防，它對情況不明，且立足未穩，孤立、突出，裝備比較落後，戰鬥力比較弱，周圍敵軍又不易迅速增援，等等，即採取避強擊弱的作戰方針，集中兵力，一舉殲其2　個團，取得了紅25軍重建以來首戰的重要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廣大指戰員的鬥志，為爾後的反“圍剿”勝利作戰奠定了良好基礎。

�採取迂迴包圍，是徐海東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主要戰法。徐海東在指揮紅軍作戰中，總是採取四面、三面，至少兩面包圍的部署。即以一部兵力置於正面，主力從敵人翼側迂迴，斷其退路，從敵人側後發起攻擊。與此同時，還控制了強有力的預備隊，隨時準備追殲突圍之敵。從而取得了反“清剿”、反“圍剿”作戰的接連勝利。

�速戰速決，是徐海東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所把握的一個重要原則。他認為：在大規模的反“圍剿”作戰中，紅軍兵力弱小，而且武器裝備沒有來源，打破敵人一次“圍剿”之後，又必須準備打破敵人新的“圍剿”；敵人每次“圍剿”，不僅兵力多，而且隊勢又較密集，紅軍打其一路或一部如不能速戰速決，敵人則將迅速靠攏，不但難以解決戰鬥，反而會使自己陷於被動地位。因此，他在指揮紅軍作戰的戰役戰鬥上始終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實行速戰速決。如在鄂豫陝蘇區的第一次反“圍剿”作戰時，他在石塔寺戰鬥中集中了紅25軍的主要兵力，僅用了幾個小時就擊潰敵警備第2　旅5　個營，斃傷其200　餘人，傷其旅長張飛生，俘團長以下官兵400　餘人，繳獲長短槍500　餘支，勝利地打退了敵軍的追擊，並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