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反而平靜了，自知剛才有些過分，於是便滿臉堆笑地說：“坐下談！坐下談！”

張學良的氣憤，卻還沒消。他說：“中國共產黨早就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我認為，這是正義之舉，你倆怎麼就聽不進去？再打下去，只能損兵折將！”

張學良堅決抗日的主張是一貫的。早在1936年4　月9　日晚，周恩來和張學良在延安一座教學中秘密會見，雙方一致同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楊虎城也和一些共產黨員有著親密友誼。1936年上半年，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上已停止敵對行動。

蔣介石用手搔了搔光頭，心想，一時也難以說服他不如緩緩再說，便開玩笑說：“錠兒風塵僕僕，遠道而來，你就用這些為我接風？！”

張學良也深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反共起家的蔣介石，讓他馬上與自己的敵人握手言歡，也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於是，爽朗地說：“好吧！我今天盡地主之誼，擺酒宴，為產叫統和各路將軍接風洗塵！”

兩人說說笑笑，步入餐廳。

張學良、楊虎城邊疆幾天向蔣介石反覆進諫，卻遭到蔣介石的嚴詞訓斥。12月7　日下午，張學良到蔣介石所住的臨潼華清池去，再次向他痛陳利害兩人爭論兩三個小時，張學良講得聲淚俱下。最後，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厲聲說：“擺在你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立即出兵剿共；二、調往閩贛，還是剿共。你現在就是拿著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

張學良、楊虎城希望蔣介石改正錯誤的良好願望，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他們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最後作出沉重的抉擇：逮捕蔣介石！12月12日凌晨，東北軍在華清池後山的岩石洞裡，將身穿睡衣，遍身汙泥、像喪家犬一樣的蔣介石逮捕了。張學良、楊虎城向全國發出通電，說明發動“兵諫”的原因，並提出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積壓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見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第136　頁。）

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蕭瑟的秋風，無情地吹落所有綠葉，大地上一片蒼涼。凜冽的寒流，席捲著中國的西北高原，肅殺的氣氛籠罩著這片黃土地，空曠的原野像一張沮喪的臉。

此時，中國社會的各種急劇激化的矛盾在西北達到白熱華的程度，一觸即發。西安成了全部矛盾的焦點：這裡，集中著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對立；國共兩黨及兩個政府的對立：國民黨中央政府與地方實力派的矛盾對立；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和親日派的矛盾對立；人民大眾奮起抗日救國同蔣介石之流對日妥協退讓、積極剿共的矛盾對立；……中國向何處去的抉擇，取決於西安事態的演進。

中國共產黨曉以民族大義，為了把日本帝國主義早日趕出中國，積極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時調整各種政策，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總方針，實現由“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決定性轉變，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向全中國人民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具有堅定的抗日誠意！

中共代表周恩來在張學良、楊虎城的陪同下，同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及宋子文進行了兩天商談，宋美齡作出“停止剿共”、“三個月後抗戰發動”等項承諾。12月24日晚，中共代表周恩來在宋氏兄弟妹陪同下去見蔣介石。此時的蔣介石像洩了氣的皮球，當面向周恩來表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

中國共產黨不是乘蔣之危，落井下石，而是力主和平解決，並以實際行動實現了自己的主張，再次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正是在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逐漸成熟的時候。毛澤東在當時就說：“西安事變成為國民黨轉變的關鍵。沒有西安事變，轉變時期也許會延長，因為一定要有一種力量來逼著他來轉變。”“十年的內戰，什麼結束內戰？就是西安事變。”

中國共產黨在《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也得到國民黨內部抗日派的贊同，中國共產黨還先後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主動同國民黨高階領導人會談，實現了停止內戰。“盧溝橋事變”和“八。一三事變”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