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立爾》雜誌帶頭，一九四三年七月，刊出文章，題為《小蔣建立型模，作為新中國未來的範例》（Gissimo　is　Building　a　Model　State　as　anExample　for　New　China）。＇10＇

《紐約時報》記者阿德金森（劇評家）專程去贛南實地採訪，同年十一月五日，刊出《贛南建立民治的目標》的特寫。文章說：“中國方面的有識之士，都一相情願地高談中國的現代化，卻只有贛南在真正的推行。”

經國的聲望，火箭似地直上雲霄，國民黨內部最敏感，一種強烈的酸性反應，馬上變成氣體，瀰漫到重慶的蔣先生那兒。指責專區的舉措是蘇聯社會主義的中國版。更露骨的說法是：“蔣經國是道地的共產黨，

贛南快被赤化了。”

延安的中共領導階層，一樣聚精會神地，密切注視著贛南的動態。

然而，經國再努力，也跳不出國民黨的大圈圈。在蘇聯時，人家說他是“帶國民黨本質的共產黨”，回到國內，他成為有共產黨氣質的國民黨。他好象什麼都不是，他的衝力，只能到某一限度，就停擺了。

經國的如意算盤，以贛南為起點，江西有成績，再推展到全國。事實證明，他了解蘇聯，並不瞭解中國。國民黨的爛攤子，比他想象的要難弄多了。

從這個角度，分析他的新政，熱鬧有餘，成事不足，禁禁菸賭，抓抓土匪強盜，儘可放手大幹，且容易看得見成績。一旦動搖到國民黨的根本，註定非敗陣不可。以他公佈的“新贛南土地政策”為例，規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決定，超額由中國農民銀行照價收買，再轉貸給佃農，地價由人民開會來決定，分五年還清，＇11＇是一種溫和的土地政策。聽起來，好象很動人。後來，陳誠在臺灣實施，就非常成功。

但是，當時的社會環境經濟條件，他辦得到嗎？壟斷土地的土豪劣紳，封建保守，要改革，只有斯大林的辦法，才能徹底施行。使大地主破產，國民黨的根基，即會動搖。而由“銀行照價收買”，銀行固沒有這樣大的財力，地主怎肯把土地換銀錢，少了可作威作福的屏障。

緊跟著那個三年計劃之後，一九四三年底，馬上宣佈了新的“五年計劃”，選單開得的確很豐富。其建設綱領第九條，說是將各縣城改建為現代標準城市，並將各縣二十八個舊市鎮，改建為現代化的市鎮，贛城人口擴充至五十萬人。在各項工作表中，把鍊鋼、鍊鐵、鍊銅列為優先。

《東南日報》一篇批評，評得極為合理：

“以蔣君五年計劃完成的希望，民間享受，可以超過蘇聯，甚至步趨美國，以贛南一隅之地，縱使盡到最大的努力，恐亦難以如願，尤其是鍊鋼、鍊銅，及製造機器，都屬於重工業範圍，毫無基礎，談何容易，試問我國現在有幾個鍊鋼廠、機器製造廠，乃欲以贛南十一縣之力，從事於此。而且一個不足，竟想設三、四個之多。五年期間，又極短促，以此列入計劃，我真驚歎他們的膽量。”＇12＇

經國很多想法上的大躍進，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他在專區縣長會議上，說了一個新中國的夢：

“那時的贛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園樹木，而且警察也沒有了，路上都是機器來指揮交通。自衛隊也沒有了，因為大家都能安居樂業，沒有土匪強盜，所以用不到自衛隊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導員）。贛南的大禮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幾處鍊鋼廠和飛機制造廠，那個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電車站，那個大禮堂，堂皇美麗，可以容納兩萬人。大禮堂之正中在轉映紐約的電影和維也納的音樂，幾處電視的幕上，正在映出倫敦的足球賽。那時候，已成為電氣化的世界。”＇13＇

這反映了經國不務實，喜歡說大話的毛病。支票滿天飛，兌不了現，就有損到自己的聲望信譽。他自己也承認，很多事情“缺少詳細計劃”。

內部的壓力，迫使蔣先生在讒言的圍攻下，一方面默許經國的做法，一方面也不免感到經國的鋒芒太露，留下了經國終於離開贛南的伏筆。

一九四三年，經國在贛南的工作終於告一段落。那是蔣先生的意旨，覺得經國留在農村的時間太久了，先交卸了贛縣縣長。十二月發表新命，升任江西省府委員。一九四四年的元月，遠走重慶，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進入中央級工作。專員職務，雖在一九四五年移交，其實，他早已和贛南分割了。一切改革計劃，和他的去向一樣，付之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