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號，既“改造”便不宜沿用舊規，靠換幾個麻將搭子，新陣容老班底的辦法，來重新整理黨政關係。

從國民黨組織功能去了解，國民黨是黨天下，黨權高於政權，政府的一切舉措，唯黨命是從。這是當年抄襲於蘇聯的作法，只有程度的差別，而無本質的懸殊。中央改造委員相等於政治局常委的分量，是內閣之上的內閣，或太上內閣。經國要進入組織內層，達到真正掌權的目的，這無疑是最重要的階梯。

蔣先生作此安排，含有磨練和培植的雙重意義，好在撤退到臺灣後，過去錯綜複雜的派系力量，經過大動亂的淘汰清洗，因禍得福，再無所顧慮內部的傾軋與平衡，蔣先生說了算。

當內部的肅清工作告一段落，經國的注意力暫時轉移到政工方面。政工為整軍的主體任務，而軍隊又是保權專政的工具，箇中利害蔣氏父子，心照不宣。北伐時期的周恩來、抗戰時期的陳誠，＇13＇雖都擔任同一職務，但經國的權威，卻超越他的任何前任多多。

政工的重要性，董顯光著《蔣總統傳》的第四十一章，有所說明。

“士兵與軍官之訓練，在政治的意義上尤有其必要。在過去，中國的將領只要其部下忠於個人，而不使他們知道對其敵人作戰之任何理由。這就是軍閥制度所由產生之故。蔣總統卻具有大不相同的觀念，要使官兵早日認識其所從事的政治目標。當然這些目標都是為著人民的福利。蔣總統認為士兵如果不知道為何而戰，那他們就只是一種募兵，而募兵是不會成為優良士兵或鬥士的。＇14＇

中國軍隊中所建立之政治作戰制度，其主要目的在激勵軍隊的高度戰鬥精神。為達此目的，每一軍官或士兵必須充分信仰三民主義，並具有為三民主義而不惜任何棲牲之堅決意志。軍隊精神之完全統一必須確立，最高水準計程車氣達到，藉此而使軍隊成為一支革命軍，具有鋼鐵般的戰鬥意志。”＇15＇

“為誰而戰”以及“為何而戰”的主題，大多數的國軍官兵，的確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兵員來自農村，毫無疑問，百分之九十以上計程車兵是文盲，他們參加軍隊的原因，如非強迫徵召，即是受生活貧困所驅使。和他們大談空洞的三民主義，“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呢？至於“為誰而戰”？是為國民黨？為領袖？“領袖”和一個普通大兵又有什麼直接間接的關係呢？

中共不然，他們井不講馬克思、恩格斯的大道理，

只是強調“農民翻身”、“土地改革”、“階級鬥爭”。戰爭的目的，深入淺出，所以，三年內戰，國軍棄甲曳兵，一敗塗地。

蔣先生要經國去改變這種思想戰的劣勢，曲高和寡，本來就是個吃力不討好的難題，但新制（政工）實施後，對軍隊的福利、紀律，以及戰鬥力的改善，有顯著貢獻，則是人盡皆知的事實。

依照組織法，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有五項，＇16＇加以簡化，則為政治和監察兩種。前者“調查官兵思想行為”，後者“監察官兵思想，檢舉動搖分子”。平素沒有戰爭，它最大的作用是“減少兵變風險”。

夏宗漢先生將此制度，比喻為唐代的監軍制。肇始於武后光宅之年，分御史臺為左右二臺，各負有“監軍旅之責”。討徐敬業之役，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監其軍，到肅宗時代，普遍流行，但皆為宦官。

但是，監軍制度是有缺點的，夏說：

“由工商管理學的觀點去看，政工監軍制度的弊病在為了減少兵變風險，而分散指揮官事權，因此減低了效率。如果行之過甚，一則軍隊雖然忠字當頭，沒有兵變的危險，卻也使指揮系統的效率降低，有礙克敵致勝。指揮官作業之最終目的在求勝，目標是戰場上的敵人；政工監軍之目的在肅反，其目標為軍中內部的不穩分子。為了求勝，優秀的軍事人才比較重要；為了肅反，政治熱情分子比較受重視。而在專與紅之間，兩者往往難以兼顧。為了求勝，要統一力量，各級指揮如臂之於手，手之於指，隨心如意；為了肅反，防止兵變，要集中意志，使帶兵官無法獨斷或成獨行群結黨。”＇17＇

政工制度，雖由蘇聯紅軍的政委制衍變而來，卻“性相近而習相遠”，和中共比較，更差之遠甚。解放軍以黨領軍，黨指揮軍．政委是黨代表。國軍政工，只是親院長的政治幕僚長，然而又自成系統，政工是一種專業，設立學校，專職培養，一九五O年九月，下令王升（政治部第一組副組長）草擬建校計劃。＇18＇第二年二月，成立建校委員會，選定臺北近郊北投的競馬場為政工幹校的校址，並手次年十一月招收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