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孤立，目前的畸形穩定，早晚會決堤。

支援國民政府的臺柱是江浙財團。這支地方勢力，既能載舟亦能覆舟，連他父親都曉得其中的利害，再怎樣，也得罪不起的。經國初到上海，雖然，“爺爺叔叔”在國際飯店和他們禮貌了一下，可是真要用打擊贛南紳士的手法，蠻幹硬幹一通，經國的道行，比起這群千年老道來，就不是對手。象杜月笙的兒子杜維

屏之被捕，對人心的刺激誠然有功效，打擊圈過分擴大的後果，一旦讓他們集合起來反撲，茲事體大了。

共產黨為了政治鬥爭的利益，當然，也不會放過經國的。中共的策略，一則扣緊瓶頭，不準“解放區”的糧食及工業原料，流入都市消費中心，使生產和消費脫節；一則以高價收買金鈔及民生必需品，造成糧荒，增加上海市民的恐怖心理。’＇22＇

回到市場上的實際情況。幣制改革，生產萎縮了。

私有財產社會是為追逐利潤而生產的，生產無利可圖，而要賠累，必然不能維持生產。幣改前物價劇功，生產成本無法計算，生產過程較長的事業，都不能安穩生產。物價突然停擺，尤其在一個偶然的，高低不一的地方歇下腳來，對生產更其不利。最成問題的，是原料仰賴外地的生產事業，購買外匯突然增加百分之五十，捐稅加重，運費加昂，成本漲，售價不漲，當然，難以為繼，關門大吉。

即使，國內就地取材的工業原料，情形亦大同小異，內地農民，受夠通貨膨脹的教訓，“重物輕幣”心理，根深蒂固，對於金圓券和限價沒有信心。要買原料，必須物物交換，或以銀幣支付，原料要以高於限價的價錢買進，多生產多損失，於是剩下減產的一條道路。

其次，遊資壓迫物價，金圓券出籠，日有增加。此項資金，原先本質上是貯藏的財富，現則變成金圓券衝到流通中來。原有法幣轉換金圓券不變，財政支出不

變，金圓券的動脈進出收回並不調勻，膨脹現象仍存在，因此遊資在高漲，在尋求出路。先從囤積之路，被檢查所堵，只得遠走高飛，往管制松的地方逃。逃亡雖也被攔阻，但鑽隙竄空，防範不易。《大公報》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一篇社論中警告說：“湧湧遊資，不能導進正當的生產事業，有朝一日，必將沖毀管制的藩籬。”

商人的自衛戰術，先是消極抵抗，把上海七百萬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來，物價雖穩定，有市無貨。上海的西餐館，因買不到雞肉菜類，將西餐取消，改賣麵包炒飯。經管會手足失措之餘，宣佈限期登記存貨。九月三十日那天，曾動員五千六百人，組成一千六百二十八個小組，由市警局俞叔平局長擔任總指揮，實施物資總檢查，規定“如發現有隱匿未登記者，一律查封，若登記數量不符，或自行移動者，報督導處核辦。”執行當局的用意，是希望徹底掌握物資，防止奸商興風作浪，兼可根據物資情況。調節供應，收一石二鳥之功。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商人的反擊策略，不是那樣容易對付的，囤積技巧，層出不窮，有些商人利用火車來囤積，多付運費，讓貨物留在貨車內，今日漫遊無錫，明天開到鎮江，活象一所活動倉庫，俾蒙過檢查人員的耳目。

起初，商人以原料缺乏為由，要求停工，進而改變戰術，據官方的記載，他們“唆使收買一些流氓和無

業遊民，在市面上分頭搶購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棄限價政策，這就是十月四日市場波動的緣由”。上海的流氓勢力，的確很大，假使當局真有足夠貯藏的物資，商人的計策，也並不如想象中那麼容易擊破的。這個解釋，似乎有存疑的餘地。

搶購擺長龍的現象，開始於十月四日，南京當局，卻自一日起，加強管制擴大區域，經國的許可權已不止上海了，《生活雜誌》說，“相當於一個法國的面積”。

反映當時情況的經國日記，最具參考價值：

十月三日……十時，主持檢查委員會例會，討論實施總檢查的辦法，大家的氣已不如以往的旺盛，這是和今天的困難環境互相發生關係的現象。

十月四日自星期六開始，市場已起波動、搶購之風益盛。一方面因為菸酒漲價，同時亦因通貨數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了今日之現象。目前搶購之物件，為紗布呢絨等物，恐怕將來要以米為物件了，這是非常嚴重的現象，所以一夜未安睡，且內心非常不安，因責任所在而不敢忘也。

十月五日人心動搖，搶購之風仍舊繼續發展，這是非常值得憂慮的。今天決定加緊取締美鈔和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