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國民黨不能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來修改黨章，而要以中央委員會全會越權修改？固然召開全代會比較費時，但是黨權名義上定於一尊並不是燃眉之急。我不認為其它的中常委們會利用這空當奪蔣經國的黨權，名義上的集體領導，不但合於黨章，而且對歷史也好交代。我更不認為蔣經國急急於要名至實歸，或以此來平衡嚴家淦總統的權力，嚴蔣的合作是愉快而且成功的。”

據阮的推測，是“有人要擁立建功”，至於“眾多黨的元老與評議員們”何以“閉口不言”，他就沒有答案了。

總而言之，這些小插曲，在當權派的眼裡，無非書生之見，他們急於要“鞏固領導中心”，法律或規則，屬技術小節。

蔣公之死，剛好和西貢淪陷巧合，氣氛的外悲慟，很多人會產生聯想，認為美國可以放棄阮文紹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樣地，會放棄臺灣。一個沒有蔣先生的臺灣，前途將極為黯淡。

福特總統，對蔣去世後的冷淡反應，只擬派農業部長勃茲去臺北弔喪，更平添臺北悲觀頹喪的陰影。

“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的菲律賓、泰國和北京建交，更使經國面臨一個新的艱難局面，憂心忡忡。

一度趨於沉寂的島內言論，乘機而起。那就是隻出了五期，但影響深遠的《臺灣政論》。該刊自認是“民間輿論的發言臺”，希望繼《自由中國》、《大學雜誌》，“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徑上，在閉鎖的環境中所造成的諸種不合理事象，發揮‘掃除髒亂’的功能。”＇8＇

《臺灣政論》的成員，大部的是臺省籍人士，觀念上持有較強的地主主義色彩。所以，文章取向，置於省籍政治機會和權力的配的不平衡上，抨擊國民黨，要求改造國會，公平選舉。

此時此地，對這些文章的尖銳和破壞性，極敏感，但並未立即採取封殺行動，處於觀望階段。

王拓論《水滸傳》那篇文章，特別是《評宋江的領導路線》是御用文人，指為“與匪唱和”，其實與北京的“批水滸”風馬牛不相及。可是，相當程度上，批評到國民黨的統治機構。

第五期，言論升級，恰巧是臺灣選舉期間，其中五篇文章，衝破禁忌。那是姚嘉文的《憲法國策不可以批評嗎？》，郭雨新的《被遺忘的社會－人道主義所不能容忍的軍眷村問題》，陳鼓應的《早日解除戒嚴》與《讀〈蔣院長說〉》，均屬說不得的問題。而邱垂亮的《兩種心向》，更“情節嚴重”。

文章報導鋼琴家傅聰的談話，傳說：“……大陸淪陷前的國民黨專制腐敗，太多的國民黨員騎在人民頭上只想當皇帝。現在，國民黨在臺灣，恐怕還有不少黨員緊緊抓住孔子的皇帝思想，爭權奪利……”和另一位柳教授的談話：“……中國大陸再也沒有以前百萬人餓死的大饑荒和乞丐滿街、破爛畸形的社會形態，大陸人民現在普遍比以前生活得好。大陸社會普遍比以前平等，再也沒有富商巨豪和剝削廣大農民的大惡霸

大地主，都是事實，沒有否認的必要……”他認為臺灣是一個貧富最不均的社會。他舉出漁民和鹽民的窮苦來證明他的論點……他認為國民黨半個世紀以來的政權完全依賴少數的特權階級和嚴酷的獨裁統治……對魏鏞、沈君山、丘宏達等人的“革新保臺”，他認為純粹是國民黨統治階級的愚民政策，目的是在延長他們的專制統治……對“臺獨運動”，他認為對臺灣的政治革新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根本無助，只會延長美國帝國主義在亞洲和臺灣的侵略。他相信臺灣人民要想“當家作主”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在臺灣本土人民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的獨裁政權，第二是臺灣人民團結起來奮鬥爭取早日和祖國和平統一。＇9＇

這些話在臺灣公開發表，當局一口咬定是為匪張目，犯了“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臺灣政論》被封，邱垂亮禁止入境。

國民黨人接受當年《自由中國》的教訓，對言論的控制，再不敢掉以輕心。《大學雜誌》時代，基於政權的需要，略事開放，已一天星斗，稍有疏忽，後果可虞。於是當局重現鐵腕，迅速後轉。

一九七六年二月，宣判白雅燦無期徒刑。白在選舉前，散發傳單，提出二十九項問題，其中最闖紅燈的是，要求蔣經國公佈財產。

蔣其實沒有財產，他自己從不貪汙，他如有雅量，大可一笑置之，但當權派認為領袖最神聖，碰到元首

的事，此例不可開。以“政治煽動”罪逮捕。

五月，逮捕臺籍著名人士顏明聖、楊金海，控以“意圖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的罪名，的別判處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