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丁夫……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暖，死則委棄，骸骨不返，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進入險阻，黨就群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敝，漸以陵遲，勢不可久”。……權感統言，深加意焉。

根據《駱統傳》及其他記述，駱統上此疏的時間當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至孫權始為吳王的黃武元年（222年）吳蜀夷陵之戰以前。從疏中可知孫權統治前半期軍民生活的困苦情況：竭盡民力的徵役，繁重的賦稅剝削，加上戰爭疾疫，使得田荒戶損，軍民並困，民間百姓和屯田貧兵，多數生子無法養活。社會政俗，日趨敗壞，人民逃亡。駱統出於憂國恤民的滿腔熱忱，奏請孫權及時尋求補復之計，使殘餘之民得有活路。由於駱統所言，切中時弊，故孫權深受感動，樂於接受，表明孫權時問題雖多，但統治者尚有一定程度的朝氣和作為，故不畏指摘其短。再看孫權的實際言行，比如《三國志》卷47《吳主傳》載：

赤烏三年（240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徵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或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冬十一月，民飢，詔開倉稟，以賑貧窮。

《吳主傳》注引《江表傳》載權赤烏十年（247年）孫權詔曰：

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

由上二詔，可知孫權尚有一定程度的恤民節用措施。但從孫亮（252至257年在位）、孫休（258至263年）以降，特別是至孫晧統治時（264至280年），每況愈下，積弊重重，屯田軍民與廣大農民倍受盤剝，苦不勝言。例如孫休在永安元年（258年）下詔說：

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留，除其米限，軍出不從。

以上所說的吏家，即下吏之家。有五口男丁的吏家竟常有三人在外服役，而且還照舊繳納限米，所以連孫休也感到太苛重，因而下詔削減一人服役。詔書是這樣說的，是否能執行還很成問題。不過，吏家尚且負擔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自耕農戶和屯田兵民之家自然不會比此更好，只有更壞。繼孫休之後的孫晧，是著名的暴君，史書所記其虐民事蹟，至今讀之，猶令人髮指。對此，本書第十一章已有所介紹，這裡就涉及屯田問題，再作些說明。如《三國志》卷65《賀邵傳》載賀邵給孫晧上疏言當時的軍民疾苦狀況說：

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佈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奸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特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

另外，《陸凱傳》還載有陸凱諫孫晧二十事，如言“徵調州郡，竭民財力”；“農桑並廢”；“江邊戰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州縣職司，或蒞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等等。

前已敘及，早在孫權統治前期，吳軍民生活就已處於貧困的境地，到孫晧統治時，如同以上賀邵、陸凱所揭示，廣大吳國軍民更墜入了絕望的苦海深淵，孫吳政權加到軍民身上的苛重的徭役和賦稅負擔，更使廣大軍民喘不過氣來，於是父子相棄，叛者成行。在這樣的情況下，屯田事業怎能維持下去呢？東吳政權的殘酷剝削特別是苛重的徭役，迫使屯田軍民大批逃亡，這是孫吳屯田衰落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吳國將官令其部曲或屯田吏民經商逐利之事，也加速了屯田的破壞。早在建安二十年（215年）稍後，桂陽太守全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