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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聯解體後,阿爾巴托夫在總結教訓時說:〃最後,我們已開始懂得了,外交政策的真正任務不是去征服別人或建立帝國,而是去創造永恆的條件,以使得每個國家、每個民族能不僅集中力量和資源,也集中注意力去解決它的實際問題,去關心經濟和社會問題,去發展文化、科學、教育、衛生健康和生態環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和改善生活福利。〃8阿爾巴托夫這段話精闢地描述了前蘇聯力量結構的失衡。前蘇聯是圍繞同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確立經濟、社會結構的,軍事工業擁有壓倒性的優先地位。前蘇聯國內最好的科學家、最好的技術裝置、原材料都要優先滿足軍事工業的需要,民用產品都要為這一需要讓路。這一需要塑造了一個畸形的經濟結構,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蘇聯農業、輕工業、重工業三者之比為2∶2∶6。到前蘇聯解體前的1990年,前蘇聯的經濟規模只為美國的40%,但是在軍事力量上,卻維持了與美國大體相當的水平,前蘇聯有這樣的業績,要〃歸功於〃軍事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有學者計算說,前蘇聯差不多把全國70%~80%的工業能力都用於了軍事生產。
阿爾巴托夫從外交角度對前蘇聯力量結構失衡的反思說明了,對一個國家來說,最嚴重的問題是力量結構的僵化。一旦力量朝著一個方向形成結構,各種要素便形成相互支援的系統,要素之間彼此強化,使結構鎖定在特定的方向上。
有一條著名的箴言告誡政治家:人類是在時間的河流上航行。對一個政治家來說,最大的敵人,是時間。對一個國家也是一樣。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所考慮的,不應只是力量的積累,更應當是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歷史上,許多在一定時期積聚起巨大力量的國家,不久之後,便陷於了瓦解或長期蕭條,其間的緣由就是不明白真正的成功乃在於可持續性。前蘇聯的敗亡並不是前蘇聯領導人不重視提高綜合國力,而在於國力的綜合面臨著特殊的困難,在於系統長期追求穩定所形成的分利集團,一味地根據自己集團的特殊利益綜合國家力量。在於統治者對於國內結構變化缺乏敏感性,日常發生著的細小突變被忽視了。這就最終導致了系統出現革命性突變。前蘇聯敗亡的教訓是,領導集團對於自己領導下的國家是在時間的河流上航行這一點,缺乏認識,反而認為自己透過國力的積累,就可以控制住時間。
〃反全球化國際〃向中國集結
第七章 北京朝聖?
〃反全球化國際〃向中國集結 把〃華盛頓共識〃視為美國政治強權的全球化擴張,是一股國際思潮。姑且把這股思潮或運動稱做〃反全球化國際〃。在經濟學家中,前世界銀行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茨作為〃華盛頓共識〃的批判者,也是這一思潮的一部分。在中國,〃華盛頓共識〃從來就沒有享受過好名譽。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專門組織了〃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研究〃課題組,這個課題組歷時8個多月完成的新自由主義研究論文集《新自由主義評析》這樣描述〃華盛頓共識〃:1990年〃華盛頓共識〃的出籠,標誌著新自由主義嬗變為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念。新自由主義更成為國際壟斷資本向全球擴張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論依據。他們給出的建議是:中國要警惕國際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