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出臺的《政府工作人員道德準則》明文規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職做私人交易，美國法律還規定，去職的政府官員在離職後，一年內不得回原工作部門為別人從事遊說活動，違反者要受到刑事處分。

1989年，美國政府對該法進行了修訂，頒佈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將官員離職後從業行為受限的範圍擴大到國會議員和國會高階官員，對行政部門官員離職後行為的限制條款也作了修改，還規定中下級官員也要申報個人及親屬的財產。

1992年，聯邦政府道德署頒佈了《行政部門僱員道德行為準則》，在禮品、利益衝突、濫用職權、兼職、職外活動等多方面做出了詳細規定，並附有大量例項。這是一部跨部門的法律，是對前兩部法律的進一步細化和完善，集中體現了從政的道德要求和行為規範。

除此之外，美國政府擁有無所不包的公開系統，除了軍事等國家機密，政府部門的所有檔案資料和資料都對外公開，公眾可以隨時瞭解政府的工作。

而無處不在的監督網路，更是能夠對政府官員進行有效的約束，除了黨派之間的監督，公眾對政府的監督，媒體的監督力量，更加不可小覷。

在美國，媒體監督可以說是除了立法，司法，行政權力之外的第四種權力，新聞的高度自由，使他們成為美國利益的忠實的看門狗。

無論政府做任何事情，都會感到，他們的背後，有一雙眼睛在盯著，不敢稍有懈怠，否則，便引發一連串抨擊與質疑的聲浪，令官員們焦頭爛額，卻又無可奈何。

張陽在材料中舉了個例子，三年前，有個越南人，因為移民手續久拖不決，去找市議員申訴，議員暗示某種品牌的葡萄酒不錯，於是越南人買了一件送過去，手續馬上就批了下來。

結果，媒體很快知道了這個事情，馬上報道了出來，市政府責令這位議員要麼辭職，要麼等待道德委員會和警察調查核實被判刑。

最後，這位議員因為區區兩百多美元的受賄問題，被迫辭職，媒體監督的力量之強大，法律制度的嚴厲，由此可見一斑。

為了保證廉政建設，美國的政府機構裡，還設有人數不等的道德官員，獨立開展工作，一般每兩年輪換，他們的工作，是針對從事不同工作的公職人員，進行具體教育。

比如，選舉中的資金收受，哪些可以收，哪些不可以收，政府僱員上班期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界線很清楚，不瞭解那些清規戒律，是不允許上崗的。

公務員的培訓考試，是採取網上、辦班、單個教育等方式進行的，考試不拘泥於形式，方法靈活多樣，如果網上考試兩次不及格，直接由道德委員會負責當面培訓，直至合格為止。

政府機構中的所有僱員，無論是選舉產生的，還是任命產生的，不管是高層官員，還是低層官員，進入公務員隊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行為道德準則的培訓教育。

並且，他們會被明確告知，所在部門的道德官員是誰，碰到這方面的問題，應該與誰聯絡諮詢，培訓完畢，還要請他們簽字存檔。

而政府的高階官員，一旦被選舉或任命產生，對他的道德準則培訓也相應展開，而且是一對一進行的，由負責道德的官員，與其進行培訓談話，主要內容是：告知相關規定；熟悉相關法律、法規；能為與不能為；有問題找哪些部門人員諮詢等。

道德委員會人員相當多的精力用來搞諮詢工作、答覆問題。這樣做的好處，是當事人瞭解清楚法律、法規，問清楚了才“做”，弄懂了才“為”，有效預防違紀的發生。

如果一個特定的政府機構碰到一些疑難問題，可找道德署諮詢，因為道德署許多人是律師出身，可從法律角度給予解答，但由於各部門都有道德官員，大部分問題，各部門可以自行解決。他們的理念是抓住事前教育，這樣會事半功倍。

美國重視強化人的自律精神，從幼兒園開始，就有意識地教導，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中小學都有行為指導老師，在各個大學裡，一般也都開設了廉潔教育的課程。

這些舉措，使得美國社會有很好的廉潔氛圍，從政府僱員到普通民眾，都有很強的自律意識，並且，美國社會已經形成了只認法律不認人的習慣，當習慣成為自然，就會變成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

“是啊，在這樣一個由政府主導，全民反腐的大環境下，貪官是很難立足的。”王思宇嘆了口氣，把材料放在床頭櫃上，走到窗前，點了一顆煙，陷入沉思之中，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