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而且造型優美，它們是整個城市的驕傲和精華所在。

但是，在市內與富人區僅僅幾條街之隔的城東區貧民窟，景象就完全不一樣了。

沒有奢華氣派的高樓豪宅，沒有寬闊的街道，也沒有各種雕塑和藝術造物，更沒有衣冠楚楚的貴族富商，它所擁有的只有擠在一團看不出任何特色的民居，還有狹小擁擠、汙水橫流的小巷和死衚衕。到處密佈著髒汙痕跡和佈滿青苔的磚牆。

這裡的居民們，要麼此時在各處工廠當中充當苦工，要麼遊蕩在街上無所事事，而他們的臉上都只有飽經摺磨之後漠不關心的死灰色，因為長時期的飢餓和營養不良而顯得額頭突出，顯現出一種怪模怪樣來。

哪怕以這個年代的情況來看，這些赤貧者的生活品質也是十分貧苦的——根據統計，在1830年左右，里昂的十萬居民當中，有幾千戶陷於赤貧的底層市民們因為沒有住房而只能在地窖當中棲身，而這些地窖陰冷潮溼又不通風，因此在寒冷的冬天和初春季節根本就沒有禦寒作用，因此每到冬天都會有不少人凍死。

即使有一份工作，能夠購買燃料逃脫凍死的厄運，那也不過是讓死神稍微動作慢點罷了，這些工人們在紡織作坊裡工作，充當擋車工、織布工和紡紗工，他們沒有工會保護，也沒有任何勞資議價權，只能領到堪堪維持一家人生命的微薄薪水，而為了得到這些薪水，他們每天付出的代價就是工作十五到十六個小時，一個月頂多也只能休息一兩天。

在這種“磨損”，這些工人們的生命出奇得短暫，往往三十歲左右就會結束他們的一生。

繁重的勞動、貧窮而且絕望的處境宛如沼澤，吞噬了生命，而且毫無掙脫的希望，相比之下，哪怕是戰爭最危險的時段，死亡率也未必比得上這種和平的貧窮時光。

當然，這絕不是里昂一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法國一國的問題，整個歐洲在進入工業化初期階段，都出現著“城市裡擁擠著大量赤貧階級”的問題。

面對著這種悲慘的景象，西歐的政治家們都為之憂心忡忡，不過政治家們關心的重點並不是如何挽救他們的悲慘生活，而是擔心這些陷於赤貧的勞動階級起而造反並且推翻現行秩序。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治家們最終形成了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嚴刑峻法，透過極為嚴格的法律來恐嚇底層，窮人稍有犯罪就會被判重型或者苦役；英國人還在1834年透過了《新濟貧法》，將尋求社會救濟的窮人塞進勞動教養院隔離，用繁重的勞動來防止他們“危害社會”。

第二方案就是大力擴張殖民地，然後將他們眼中“多餘”的貧民直接流放到殖民地當中。這個年代的“開拓殖民”絕沒有想象中那麼美好，因為氣候和水土不服，再加上政府疏於管理，所以這種強制移民的死亡率極高，不過對政府來說這反正都一樣，只要自己面臨的壓力減輕了就行。

相對於冷酷無情的政治家們，一些社會活動家倒是慈悲很多，不少人蕩盡家財建立社群，希望以自己的方法來帶動赤貧階級，幫助他們脫貧致富，不過他們大多數人的努力都失敗了，被當成了“空想社會主義實驗”；而另外一個英國人馬爾薩斯則直接很多，他認為人口過度繁衍會擠佔社會資源造成饑荒，而他的支持者們則更進一步，認為赤貧階級的無限繁衍會帶來“過剩人口”，進而摧毀社會秩序，所以應該想方設法幫助底層節育。

總之，在這個生產力開始飛躍、現代道德卻還沒有成型的年代，社會文化對底層冷酷無情，哪怕一個人因為貧苦因而凍餓致死也會被視作天經地義；正因為如此，為了尋求精神慰藉和社會救濟，在陷入赤貧的勞工階層當中，宗教熱情反而重新高漲了起來，因為教會多多少少還有一些基層組織力，還能夠對教友們進行最低限度的救濟。

所以，在啟蒙時代被嘲笑、被蔑視的基督教，在這個時候又悄然重新佔據了人們的心靈，保守主義重新回潮，對於這些被社會拋棄、壓榨的人們來說，這是他們唯一的精神支柱了。

而歐洲各國的統治階層們也非常樂於看到這種思潮，因為宗教天然就是統治者的合作者，是緩和社會矛盾的利器，所以各國政府和教會的聯絡又重新變得緊密起來，就連法國在19世紀的時候也多次頒佈法律，允許教會人士來承擔公立教育，直到19世紀末期的第三共和國才終於實現了政教分離。

在艾格隆提出想要去東城區巡視的時候，市長最初是反對的，因為他不想讓陛下看到自己治下的城市的負面形象，也擔心有什麼人會藉機在陛下面前“抹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