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地跟韋娜和我這樣說：

“我把你們甚至你們子孫的衣服都做完了，你們應該去做點其他的事。”

後來韋娜去了九龍灣工作，我上了河內大學。在我去河內之前，父親送給我一本產自中國的精美筆記本——64開本，金絲絨的皮面上有一條四爪龍的針繡，扉頁這樣寫道：

“當音樂和傳說都已沉默時，城市的各種建築物還在歌唱。”

這句話似乎註定我要做一個建築大師。不幸的是，1967年，也就是我在大學最後一個學年的冬天，我回家度寒假，一場突如其來的可怕的肺炎，把我永遠擱在了鎮上。這個病在當時我們那邊是要害死人的，我雖然沒死，但也跟重新生了一回一樣，整整三年沒過一天正常生活，每天進出在醫院和家裡，不停地吃藥，不停地擔心，讓我為自己的命運生出了許多悲哀。毫無疑問，在我還沒可能忘掉疾病時，我已把河內大學和建築大師忘得乾乾淨淨了。事實上，當時我只要再去讀一學期書，就可以獲得河內大學建築專業的學位。在後來我的病幾乎痊癒時，父親曾勸我回去把幾個月的學業修完，但我已毫無興趣。肺部的疾病改變了我，使我對父親“充滿水蒸氣的工作”產生了不小的興趣。再說，父親漸老的年歲和滿腹的經綸，似乎也越來越適合站在一旁，給我指點迷津，而不是親自勞作。我就這樣漸漸變成了父親，在不斷淡忘疾病和水蒸氣不絕的勞作中，感到了人生的充實和快樂。直到天空中不時掠過美國飛機、鎮上的青壯年紛紛被政府的鼓聲和親人的眼淚送去前線時，我才突然感到了另外一種東西的召喚。

羅傑走了。

林國賓走了。

有一天，媽媽說32號住家的老三也走了。

又一天，我們收到了韋娜從南部前線寄來的她一身戎裝的照片。

就這樣，從1971年夏天開始，我的朋友和許多熟悉的人都紛紛應徵去了前線。

作為一個被惡病纏繞多年的人，我有理由不去應徵，去應徵了，軍方也有理由不錄用我。1972年春天，一支海軍部隊到我們鎮上徵兵，我去應徵的結果就是這樣，一位軍官看了我病史一欄中的記載後，友好地拍拍我肩膀說：

“下次吧，小夥子，戰爭才開始呢。”

說真的，當時我身體已恢復得非常好，我甚至都忘掉了曾經經歷的痛苦。如果因為一場幾年前、好幾年前的病來決定我現在的命運，我覺得這多少有點不對頭，何況這病已經好了。從我內心說，我極不樂意出現這種情況，因為這病已奪走我很多東西，我不想讓它再奪走我什麼。好在“戰爭才開始”，我似乎有的是機會。同年秋天，有三支部隊一起到我們鎮上來招兵，其中依然有春天我應徵的那支海軍部隊，我毫不猶豫又去“老部隊”應徵。吸取上次的教訓，這次我在“病史”一欄中沒有如實登記。我以為這樣他們就會錄用我，但接待我的軍官（不是上次那位）看我只做了7個俯臥撐就累得氣喘吁吁的樣子，還是客氣地拒絕了我。他告訴我說：

“我覺得你去陸軍部隊更合適，他們一定會要你的。”

沒辦法，我只好去找陸軍。確實，他們沒那麼多要求，只跟我談了幾分鐘話，就爽快地發給我一套沒有領章的陸軍軍服。當然，未能穿上藍色海軍軍裝，對我是個不小的遺憾。但這是沒辦法的，肺病和輕巧的裁剪工作使我的身體很難強壯，而且由於長時間受水蒸氣燻潤，我的臉色看起來又白又嫩，顯得軟弱無力。我知道，要不是戰爭，像我這樣的人也許永遠走不進軍營。我能走進軍營，正如胡志明主席當時在廣播上說的：戰爭讓很多人有了意想不到的經歷。

1972年9月26日，我和鎮上其他8名青年一起搭乘軍方卡車，離開了洛山鎮。

車子緩緩地行駛在夾道歡送我們的人群中，我一點也沒覺得，我這是去有可能讓我永遠回不來的前線。

在部隊的情況我想盡量少說，這是因為一方面它本身就沒什麼好說的，另一方面有些可以說的對我來說又很沒趣。我是說，我在部隊的經歷很不盡如人意，遇到了許多令我不高興、甚至痛苦的事。首先，我沒有當上軍官，而只是當了個特等士兵。據我瞭解，當時一個河內大學的畢業生可以當上副連長，甚至正連長，最不行的起碼也是個排長。我雖說沒獲得文憑，但也僅僅沒文憑而已，沒這個形式上的證據，其他或者說學業上並無什麼差異，所以我想起碼應該任命個排長給我。但軍方過分地強調了那張紙文憑的作用，沒能如我的願。一位河內郊區菜農——有人說他是某某軍長的外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