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節流，高拱認為有‘節用’和‘儲蓄’組成。所謂‘節用’，就是朝廷將每年所入算計了，才去支用。凡無益的興作，無名的賞賜，不經的用度，都減省了。這樣不僅可以減輕百姓負擔，還能將這些節省下來的費用，及時用於救災和軍費。

至於‘儲蓄’，更是被高拱提高到‘國之大事’的高度，那麼用何種方法進行儲蓄，國家每年的收入應該怎樣分配才算合理呢？高拱提出‘三而有一’之法，即將每年收入均分為四，消費支出佔四分之三，節餘的四分之一用於儲蓄。這樣累計儲蓄三年，就可以達到年收入的四分之三，恰好多供一年之食。順此類推，九年便可得到供三年支出的結餘，這樣即使‘年不順成’，或遭遇荒年，也能做到有備無患，可恃不恐。

那又該怎樣‘開財之源’呢？高拱除了傳統的興修水利，限制兼併，還耕於民之外，還給予工商業和金融業以前所未有的定位。之前，‘重本抑末’一直是各朝各代所奉行的基本經濟政策，歷來為統治者所推崇。雖然自成化以來，便有不少重視商業的呼聲，然而真正能站在執政地位上，將重商恤商見解，轉變為全國性的實踐經濟政策的，是高拱。他認為，農業關乎國計民生，給予其重視是應該的，但在另一方面，卻不能忽視工商業的發展。

當然，在高拱看來，農業才是立國之本，只要人人有土地，人人勤勞作，國家才能有源源不斷的財富。而其重商思想是在其重農思想之上產生的，他看到了農商之間的根本關係，也就是：商業自古以來就是互通有無的一個行業，如果農業取得了大豐收，但是卻沒有商人這個中介將農產品投放到市場中，那麼農民就不會獲得利益，豐年便與災年無異；如果適逢災年，也可以透過商人，將別處的糧食販運過來，農民用豐年時的獲利購買。這樣看來農業和商業之間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的，發展工商業的同時也可以進一步帶動農業的發展。

至於如何發展工商業，高拱提出首先要提高商人的地位。上疏請求皇帝革除宿弊，不再巧立名目、濫加盤剝，任意壓榨商人，亦不得再暗索商人打點之費，不得刁難欺壓商人。對於和商人進行買賣，朝廷應當按物估價，以市場價格收購，且不得拖欠貨款，即使一時庫中乏銀，也應當從他處挪移，以保護商人的利益。並下詔各衙門，備查先朝官民如何兩便，其法安在，提請而行。

當然，高拱所指的商人，其實是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對於東南那些大商人，大工場主，他並沒有給出評價，也沒有什麼針對性的政策出臺。

具體的財政改革，由張居正操刀，其實嘉靖末年執掌戶部起，他就一直在著力推行中，只是因為其法被徐階、葛守禮、趙貞吉這些當權老臣視為冒進，處處加以阻撓，所以舉步維艱。但是數年下來，也在各方面有了不小的進展，此刻在高拱全面改革的大旗下，自然得以和盤托出了。

張居正的改革方案，由三大部分組成，削減開支、稅賦改革，以及幣制改革。

先說第一個削減開支，除了高拱所言的那些‘無益的興作，無名的賞賜，不經的用度’一概進行削減外，他的著手點在‘宗藩世祿’和‘冗官冗員’上。

宗藩世祿乃大明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已經是朝野共識了。在河南、湖廣、四川等許多宗藩密集之地，每年所收入的錢糧，甚至都不足以支付給宗室的世祿。宗室這個吸血鬼、寄生蟲，終於要把宿主的血吸乾了。

從嘉靖初年開始，禮部就提議將皇子封為郡王，親王子封為鎮國將軍，這種降封的辦法來減少開支。但是多因為宗室的強烈反對而作罷。直至嘉靖末年，頒發了《宗藩條例》，才以法規的形式，對王室特權作了限制，一是削減宗祿，二是規定如果親王無後，那麼同宗不能繼承爵位，但是皇親貴族仍然享有許多的特權。

到了隆慶年間，大臣多次上疏要求修改《宗藩條例》，要求採取更有力的措施來抑制王室的特權，但最終都無疾而終。現在高拱復出，時機成熟，張居正便果斷出手，授意禮部儀制司郎中戚元佐疏曰：

國初親王、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現在玉牒見存者二萬九千四百九十二位，與國初相比不啻千倍，以今年全部收入供給尚不足所需之半。故請：

一、限封爵人數。親王嫡長子襲親王，嫡庶次子許封其三，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嫡庶次子許封其二；鎮國將軍嫡許封其一，無嫡止許庶子一人請封；其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只許封一子。凡不得封者，量給資、賜章服。

二、嚴繼嗣資格。宗室無嗣，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