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麼回事,外婆一到北京,我就能聽懂上海話了。沒人告訴我,沒人翻譯,我什麼都聽得懂。外婆的每一句話,對我來說就是普通話。
外婆29歲守寡,49歲退休,50幾歲來北京幫我媽帶孩子。我們家的財政大權落到了外婆手裡。
一碗豆或花生炸醬,外婆能吃一個星期,吃素不吃肉。
我掙的第一個月的工資給外婆買了一個鬧鐘,14塊5。
外婆抽菸,但只有她一個人在衛生間時抽,出來從不抽。現在知道煙是外婆的除臭劑,她肯定不往肺裡吸。外婆從衛生間出來裡面從來不臭,臭就沒面子了。
衣服、襪子都是外婆補,頂針永遠都是勤勞女人的戒指。
外婆一天從早忙到晚,從來沒有忙她自己,都是為她的後人。
外婆只有晚上的夢是給她自己做的,媽媽也是一樣,退休以後,很像外婆。
我很後悔,95年我生病的時候,外婆永遠離開我們了。秋芳當時瞞著我,但後來我還是去了,我怎麼能不去送外婆?外婆的衣服是秋芳穿的……
97年我買的車,外婆沒坐上,她要是坐上了會多高興啊!
露天電影
小時候一個星期看一場兩場電影是必須的,而且不用買票。父親母親忙四個孩子根本就沒有時間看電影,只有夏天孩子大點了,能看上個露天電影。
下午俱樂部就能把晚上的電影名字寫出來,晚飯我就吃不踏實,沒吃上幾口就扔下碗,一隻手穿三個小竹子靠背椅,搖搖晃晃地去佔座兒啦。
離天黑還早,六把竹椅一字排開占上一大塊地兒,可隨著人越來越多,椅子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小,最後椅子和椅子就親密無間了。
燈光剛亮的時候家人會來,拿著瓜子、蘋果用眼睛到處找人,打招呼。地方不大但亂哄哄的,扶著張家的椅子、跨過李家的凳子才來到咱家佔的位子。
這兒沒人說話,基本上都是喊話,不喊聽不見,五湖四海哪兒的方言都有,每家都是三代人來受教育。
“媽媽怎麼沒來?”我問。
“一會兒就來。”不知誰告訴我的。
我就找茬兒開溜,我一定要回家看媽媽。那會兒雖然小,不知道原因,但我知道爸爸媽媽工作得不開心,而且經常會有同學的家長想不開,所以我的心重的毛病,那會兒就落下了。
還沒進樓道就聞著敵敵畏的味兒,我不會讓媽媽發現我,每次都不會。一定在暗中監視著灑完那些白色的液體,看著她走出樓門我才放心。
電影散了,家家戶戶都不回家,大人們先進去把窗戶開啟(或者電影沒完爸爸媽媽就回家開窗戶了),我們在樓門口兒還能玩一會兒。
其實我這時候最高興,因為,我媽媽沒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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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親人
從小老聽爸爸說山東老家有大爺、有大娘,是爸爸的親哥親嫂。
大爺從小生活就苦,後來爸爸當兵參加革命了,爺爺、奶奶和叔叔、姑姑全家人的生活就全壓在大爺身上了。
有一次為了給爺爺抓藥,大爺身上只有3塊5,可這服藥得5塊,大爺把花鏡壓上,人家說4塊,只把花鏡算了5毛錢。大爺實在是沒有辦法,坐在藥鋪門口哭了一場。大爺、大娘再苦再累也不會輕易給北京添麻煩。
當爸爸給我講完這段,我當時就覺得大爺的形象一定是高高大大,黑黑的臉,寬厚的肩膀。隨時扛上一挺機槍就能打國民黨去。
1969年的一天,我在外面玩,有個小朋友來告訴我說,我們家來客人了。我特別高興,蹦著就回家了,因為家裡一來客人怎麼著也得有點好吃的。
一進門,椅子上有一團黑咕隆咚的東西,爸爸把我拉到懷裡指著對面椅子上的那團黑東西:“叫大爺!”
我還沒叫出來,從那團黑東西里抬起一張汗流如洗的老臉,他的黑棉襖、棉褲都是新的,可就是雙肘、雙膝都磨破了,白花花的棉花露在外面。
大爺衝我和藹地笑了笑:“小小兒,回來啦。”就又把頭埋在棉花裡。
爸爸把我一推,自己直著脖子快速走出房間,我以為爸是去做好吃的,後來才知道,爸爸為什麼要這樣。
後來大爺的腰病做了當時的“大手術”,就是我家鄰居魯協魯叔叔給做的。大爺居然好啦!
恢復階段我老去看望爸爸的親人,後來我們也成了“親人”。我從“親人”那學了很多山東老家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