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了變化，10％～15％的活動從控制否定和撤退行為的右腦轉移到了控制肯定的、前瞻性思維的左腦。這種生活方式也提高了接受測試者的身體健康程度。抗體結果顯示，大腦活動轉移幅度最大的人，他的免疫系統功能也大為加強。戴維森沒有試圖去衡量沉思是否可以提高傳統工作場所的生產率，但是至少可以建議商界人士進行沉思訓練。

戴維森實驗的測試者之一，普洛麥格公司的一位資深科學家邁克爾·斯萊特（Michael　Slater）報告說，開始這個計劃實際上增加了他的工作壓力，因為繁忙的人突然需要每天擠出45分鐘時間進行沉思。由於沉思要求人們更多地關注自己的大腦在想些什麼，一些參加實驗的人最終離開了公司。“一小部分人意識到他們的信念和行為並不協調，或者不想再生活在別人安排的日程之下。”斯萊特說。

另一方面，根據自己的體驗，他認為沉思會使精神朝著健康的方向轉變。他將自己描述為A型別的性格——愛擔心，同時具有一些T型別的性格——追求刺激；他愛好帆船衝浪和飆車。進行沉思之後，他說，他發現自己在和別人交談時，不再急於做出判斷並更容易“主動聆聽”。“如果別人冒犯我，我不會立即做出過激反應。相反，我會問自己為什麼要為它生氣，此後，我才會有所反應。這可能需要半秒鐘時間。這並不是大腦內的什麼重要對話。”

斯萊特認為冷靜程度的提高會帶來自信心的增強。他把沉思的過程看做是在前進和後退之間進行選擇的過程：“不迴避衝突，不後退，把失敗看做未來發展的機會，這些都是有益的。如果想推動企業發展，我不明白為什麼沒有人選擇沉思。”

好，也許他說的沒錯。但是，當戴維森提倡人們要慷慨、快樂、富有同情心時，懷疑者自然要問，什麼工作會有這樣的要求呢，它們根本不能成為任職的必要條件。沉思的實際效果看起來似乎有些虛幻。

因此，另一個職場研究案例就值得我們思考。當比爾·喬治1989年進入美敦力（Medtronics）醫療公司的時候，這家位於明尼阿波利斯的公司已經是一家市值達10億美元的起搏器生產商。到2001年他作為公司CEO退休的時候，公司已經擁有更廣泛的產品線。在競爭激烈的醫療裝置製造業，借用《經濟學人》的話，它是“最具有創新性和最瞭解市場需求的企業”。公司市值一度升至630億美元，增長率可與全盛時期的IBM公司抗衡。《商業週刊》將喬治列入了其25位最佳商業經理人的名單，沃頓商學院將他評為20世紀最佳商業領導人之一。

喬治目前任公司董事，並參與各種非營利性的工作。顯然還是非常忙碌，但是他總是能找到時間沉思，通常是一天兩次。他在早飯後沉思，背部挺直，雙手放在膝蓋上坐著，有時是在家裡，有時則是在飛機上，利用飛機起飛前的20分鐘沉思。下午再做一次。他認為這個讓人恢復精神的練習使他有精力在晚上繼續工作，並直到午夜都保持敏銳。沉思對他就像一個神奇的咒語，雖然他只是在高度緊張的時候才向它求助。

沉思的效果（2）

喬治從1975年開始沉思，當時他還是一位年輕的公司總裁，有大量的日常事務要處理，他經常氣勢洶洶地催促下屬。他的自我評價是，“沒有耐心，脅迫性的，不老練”，他自己所說的這些性格對企業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沉思只不過使他“擁有”了一種有效的方法“調節和緩和”這些性格。沉思給了他一種清晰的感覺，讓他關注重要的事物，因此他可以在沒有過多壓力的狀態下完成這些事情。

在美敦力公司，他當時制定的目標是，公司最近兩年推出的新產品要佔到公司銷售額的70％。他說，有一年公司沒有做什麼大交易，只不過在他的監管下花90億美元兼併了6家公司。

這聽起來足夠緊張吧？為了保持放鬆，喬治說他每週有四五天會去慢跑，並參加定期的健身鍛鍊。但是沉思更令人放鬆。雖然運動能將身體上的緊張感釋放出來，但沉思能將大腦中的緊張因素釋放出來。“在媒體宣傳中，沉思是某種不可思議的事情，”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對我來說沉思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如果沉思是藥物，那麼不把它推向市場就是瀆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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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未必要拼命奔跑

商業人士對自然界的很多理解都非常愚蠢，但他們仍津津樂道。其中有一位是這麼說的：“在非洲的每一個早上，當瞪羚羊睡醒後，它知道自己必須跑得比獅子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