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甚至墮落成為一種勢利眼氣質,像你給我官做,我才對你忠貞,你給我權勢,我才提起你就肅然起敬。但有一點是一致的,當你對他過分要求的時候,他便不能忍耐。而一般有鞋穿的人竟仍照舊地認為他的金錢權勢無往而不利,自然要糟。前些時上演的一部電影《嬌鳳痴鸞》,其中有好鏡頭焉,老闆開啟窗子,教一個無辜的小職員跳樓自殺,以挽救他自己的錯誤。他曰:“你全靠我提拔,怎敢違抗我?”又曰:“跳呀!我加倍給你卹金。”那位小職員跳不跳,不卜可知。我們這個社會的有些有鞋穿的人,卻硬是以為靠他的那一點點權和一點點錢,就可教人樂意去跳,不出兇殺案,難道出桃色案乎?
自己嫖妓女而把一個嫖妓女的小職員撤了職;自己一切都是“供給制”,卻把一個貪汙了一百元的小職員送進監獄。形式上看起來,你犯了法,當然如此之辦。但促起叛心殺機的,也莫過於此。從前尚有那種“誰教人家是部長呀、科長呀”的想法,現在則大家平等,蓋一般人對大小官崽以及有錢的官僚資本家,敬意有日漸衰退之象也。
《戰國策》上有一段故事:魏國唐睢先生去見秦王,為了一塊土地,著實頂撞了幾句。秦王的地位比現在臺灣島上任何人物都權威得多矣,自然認為有損威嚴,乃曰:“你知道天子之怒乎?”對曰:“不知。”秦王曰:“天子之怒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先生曰:“然則,你知道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剃髮光足,以頭碰地。”唐睢先生曰:“非也,布衣之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嗚呼,布衣者,譯成白活,就是光腳的人。一個人一旦有此觀念,兇殺案便免不了也。這年頭不是那年頭,每個人心裡都像玻璃球一樣地明亮,啥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過有言有不言而已。所以自己必須立得正,站得直焉。奉勸有鞋穿的人,如果自己不是正人君子,千萬別犧牲別人以表示自己是正人君子,否則布衣一旦興起布衣之怒,便是再多人向你鞠躬,都救不了你的命。尤其是那種動輒悻悻然曰:“教他們來找我,來問我好啦。”恐怕只能致亂,不能致太平也。
英雄宴
一九二六年秋天,柏楊先生有個朋友的父親死啦,奔喪回來之後,有一天晚上,到我尊府串門,坐在太師椅上,一語不發。我當然努力安慰,他曰:“父親逝世,固然使我難過,但人既已去,回天乏術,也無奈何,我現在難過的倒不是這些。”我大驚曰:“難道母親大人也要死啦?”他瞪了我足有三分鐘之久,把我瞪得照嘴上就給自己一巴掌,他閣下才嘆曰:“我心裡不舒服的是,從我奔喪一直到跪到墳上看人把黃土蓋到父親棺材上,我都不能哭一聲‘爸爸’!”嗚呼,蓋他只能哭一聲“爹”也。
不準哭爸爸,只准哭爹,其中學問大啦。據說,死人必須聽到兒女聲聲哭“爹”,靈魂才能昇天,如果兒女哭錯啦,哭成了“爸爸”,而“爸爸”是六經上所沒有的,該靈魂勢必打入十八層地獄。我那位朋友雖然不信鬼神,可是父子連心,他仍是聽從前輩鄉賢的意見。不過,問題是,他們兄弟姐妹平常日子都是叫“爸爸”叫慣了的,一旦叫起“爹”來,總覺得隔了一層,好像有些假洋鬼子,忽然崽勁大發,把爸爸叫成“發得”一樣。雖是同一個人,感情上卻有千里之遙。該學生難過的就在這裡,他的錐心之痛,並沒有從哭聲中發洩,而仍蘊藏內心。
談起來前輩鄉賢,柏楊先生最近有一奇遇,不可不供出以告國人。就在臺北,一位在某商業學堂當主任的安瑞麟先生,兩三年來,一再向學生宣傳他是柏楊先生讀高等學堂時的教習。我想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他既然很熱中地當人之患,我也不反對,而且我也寧願被這麼提拔。不過他同時又宣傳說,我老人家經常去他尊府拜謁,每謁一次,他就有一番告誡,勸我老家“改邪歸正”,別再寫雜文啦。這我就不能不揭竿而起矣,蓋裝腔作勢,以增加身份,我決成人之美,不過不能用這種“英雄宴”手段。貴閣下看過敝大作《柏楊小說全集》第二集《打翻鉛字架》中的《英雄宴》乎?一個結婚喜酒的宴會上,一位紳士猛吹他跟中華最高科學研究會主任委員鄧克明先生是老朋友,不但從小同學,而且還通家之好。為了證明他真金不怕火煉,有一段形容,恭抄於後。(你閣下既視錢為命,不肯去買一冊,我只好抄給你看。)
紳士舐嘴唇說:“克明原籍是太陽城,他母親今年要是活著——我算算看,”他用優美的姿勢算了半天,“今年整整九十六歲了。性情再溫和沒有,她五十歲大慶的時候階段的思想。他認為精神和物質、思維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