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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生於上海，就讀於上海，文學生涯始於上海，成名於上海，最後，自我放逐於上海，她與這座三四十年代遠東第一大都會的關係真是千絲萬縷，難以言說。她的文學繆斯大都源自上海，她把海派小說推進到了全新的境界，她那些雅俗共存的小說，還有情致獨具的散文，是中國海派文學的高峰，它們既是中國的，又是現代的，是中國文學調教出來足以面對世界的。張愛玲從上海走向世界，當人們說到大都會的海派文學時，就不能不提張愛玲。而當人們說起張愛玲的文學成就時，也不能不提十里洋場的上海。上海造就了張愛玲，張愛玲是上海的驕傲。正當九十年代的大上海為整合、重造海派文化而苦苦探索時，重新認識張愛玲的意義就非同小可了，因此，《作別張愛玲》作為海上風叢書之一種推出，真是再合適不過。

就我個人而言，因發現張愛玲離開上海去香港前用梁京筆名發表的最後一部中篇小說《小艾》而闖入張學研究界。我已不止一次地說過，我是在蒐集周作人佚文時在上海《亦報》上偶然見到《小艾》的，我把《小艾》影印本寄給香港著名書話家黃俊東先生後，得到他的熱情鼓勵，才撰寫了《張愛玲創作中篇小說（小艾）的背景》一文與《小艾》一起刊於一九八七年一月號香港《明報月刊》，由此引發了一場張愛玲震撼　（宋淇先生語）。《小艾》的重見天日給海內外張迷帶來了莫大的驚喜。張愛玲去世之後還有人專門提及，但卻給張愛玲本人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困擾，凡讀過張愛玲《餘韻》和《續集》　（均為臺灣皇冠出版社版）兩書序言的，都會明瞭。當然，張愛玲在《續集自序》中批評香港出版未經她本人授權的《小艾》單行本，與我完全無關。

研究者挖掘作家由於種種原因不為人所知的佚文，本是文學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在挖掘時如何在作家的意願和讀者（包括研究者）的需求這對矛盾中尋求協調，一直是我試圖解決的難題。也許我也是生於上海，長於上海，也許我對張愛玲的作品情有獨鍾，八年來，我對挖掘整理張愛玲佚文傾注了極大的熱情。而老天也特別眷顧我，讓我一次又一次捕捉到了可以稱得上是寶貴的發現的機會。更值得慶幸的是。張愛玲後來在事實上認可了我的工作，她同意臺灣皇冠出版社出版收入《小艾》改定稿的《餘韻》一書。同意在臺港報刊接連發表我的新發現，直至在去世前半年應我的請求贈我《對照記》一書留作永久紀念，我認為都可以看作是她對我的工作的寬容和一定程度的理解，這是我深感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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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愛玲身上，華麗的蒼涼和蒼涼的華麗渾為一體，她晚年深居簡出，幾乎與世隔絕，擁抱和享受孤寂，以至有人認為她有嚴重的自閉傾向。然而她並非完全不通人情。作為一位以文字與世界進行情感交流的作家，她還是願意與廣大讀者溝通的，正如她在給臺灣女作家蘇偉貞的信中所說的：對於這些舊作反感甚深，但是無法禁絕，請儘管登。也正如她在《對照記》結尾時所說的：我希望還有點值得一看的東西寫出來，能與讀者保持聯絡。令人痛惜的是，她的《小團圓》未能最後完成。

張愛玲的真正Chu女作《不幸的她》是我去年協助臺灣春暉影業公司在上海拍攝張愛玲傳記資料電視片時發現的，張愛玲逝世後由臺灣《聯合報》副刊公之於世，隨即為海內外十多家華文報刊競相轉載，這無疑應歸之於張愛玲本身的魅力。但這個新發現卻為我招來了一封出乎意料的海外來鴻，使我記起了這位青年時代一起研討文學和人生的小朋友。使我們之間中斷了二十年之久的友誼：得以重續，而在我們恢復通訊之後，又進一步使我得知了我們兩人共同的而對我來說是屬於某種生命記憶的另一位異性朋友在海外漂泊奮鬥的境況，使我陡然地有了一次回憶過去、重思過去的機緣。如果張愛玲在世。這恐怕可以成為她筆下的一篇新傳奇，如果不是張愛玲，這一切或許根本不會發生，我甚至覺得這是張愛玲在冥冥之中給我的一個回應。這樣，確乎是在文字之外，出於純粹個人的原因，我對張愛玲又平添了一份理解和感激！

張愛玲走了，但她為數雖不多卻本有可能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傑作留在了人間。她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乃至文化史上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