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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應對結構性衝突的首要任務是識別它們，包括其運作產生影響時所引起的行為表現。當我們的那些應付性策略正在發生作用時，我們極難識別它們，因為伴隨它們而來的常常是緊張和壓力。建立內部預警訊號會有所幫助。比如，我們發現我們在為自己的問題而責怪某人或某件事：“我之所以放棄是由於沒人理解我”；或者，“我這麼擔心的原因是，我如果完不成任務，就會被解僱”。

比如，在我的個人經歷中，在很多年裡，大專案一進行到關鍵時刻，就會有人很讓我失望。這樣的事情發生時，我仍會悶著頭努力推進，努力克服由於別人的失信或無能所帶來的困難和障礙。過了很多年我才看到，這是個反覆發生的情況，是我自己的意志力策略的特定模式，它的根源在於，我對改變別人總讓我失望的情況深感無能為力。沒有例外，最後結果是，我感到“我必須一個人都幹了”。

看清這個模式以後，我就開始在它再次出現時改變行動方法。我不再像以前那樣經常發火了。相反，我在發現它時，會有一種愧疚感—“哦，我的模式又來了。”我更深入地檢查了我自己的行動，看到它如何成為這種結果的一部分：不是因為設立無法完成的任務指標，就是因為損害或不支援別的夥伴。進而，我開始努力學習交流技巧，即如何與當事人討論這些情況，而又不造成防衛反應。

第9章　心智模式（1）

沒有心靈的轉變，我就永遠不可能學會這些技巧，也不可能把它們應用到實踐中去。只要我還把問題看成孤立的事件，我就會認定它們是外部造成的—“他們讓我失望了。”一旦我看到，問題是由結構性原因產生的，我便會開始考慮自己能夠做什麼，而不是“他們都幹了什麼”。

我們意識不到的結構模式讓我們成了囚徒。一旦我們意識到並辨認出它們，它們就不再有那麼大的禁錮力了。這對組織和個人都是這樣。實際上，現在有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叫做結構性家庭療法。它基於這樣的假設，即個人的心理難題，只能透過理解家庭和親密關係的相互依賴性的結構，才能理清和改善。用大衛·坎特（D*id　Kantor）的話說，一旦意識到這些結構，“就可能開始改變結構，從而把人們從以往操控他們行為的神秘力量中解放出來”。15

發現運作中的結構模式，是自我超越水平高的人的慣用手段。有時，這些結構模式可能很容易改變；而有時，它們卻會像結構性衝突那樣，只能逐步改變。因而需要我們創造性地從內部著手處理這些結構，要承認它們的起因，而不要和它們進行對抗。不管怎樣，一旦運作中的結構模式被發現，它就成了“現實”的一部分。對真相的承諾力度越大，創造性張力就越大，因為我們對現實有了更真實的觀察。在創造性張力的環境下，對真相的承諾，就像願景一樣，變成了創造性和生成性的力量。

這個過程的一個經典案例，出現在狄更斯（Dickens）的《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中。一個聖誕夜裡，吝嗇財主斯克魯奇透過對三個鬼魂的訪問，看到了越來越多他以前拒絕面對的現實。他看到了過去的現實，即他以前的決定如何持續地泯滅了他的同情心，加重了他以自我為中心的心態。他看到了現在的現實，特別是他一直迴避的那些，比如小蒂姆的病情。進而，他還看到了他未來可能的現實，即假如他繼續他當前的樣子，未來將會發生的情況。但他馬上驚醒了。他意識到，他並不是這些現實的奴隸。他意識到，他可以選擇。他選擇了改變。

重要的是，吝嗇財主在更清晰地意識到他的現實之前，沒有辦法選擇改變。狄更斯實際上在告訴我們，生活總是給我們看清現實的機會和選擇，不管我們可能如何愚昧、如何抱有偏見。而且，如果我們有勇氣抓住這種選擇的機會，我們就有能力實現自身的根本改變。或者，用經典宗教術語說，我們只有透過修真（truth），才能得至上善（grace）。

真相的力量，越來越接近現實的觀察，把感知與觀察的鏡片擦乾淨，讓人從自我扭曲的現實觀中清醒過來—這些，是幾乎所有偉大的世界宗教和哲學體系中，一個共同原則的不同表達。佛教徒精進修得“清淨觀”（pure　observation）的境界，以直觀實相。印度教徒講“親見”（witnessing），即以精神無染著的心態，來觀察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真相的力量在早期基督教思想裡，也同樣是核心，然而在過去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