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幟典禮是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舉行的，一個星期以後，即１９２９年１月５日，又發生了楊宇霆為其父大辦壽辰之事。事前，曾有同鄉好友勸他慎重，最好回老家法庫去辦，這確實是真正從關心他出發的一個好建議，可是楊竟忠言逆耳，不但執意定要大辦，而且決定不離開奉天。以致此事猶如火上加油，更加激化了他與張學良的矛盾。

這也不奇怪，請看，那祝壽場面是何等氣派：

辦壽那天，楊宇霆在小河沿附近青雲寺衚衕私邸，綵棚高聳，燈火輝煌；百戲雜陳，鑼鼓喧天；精饌佳餚，水陸鹹備；高朋滿座，門庭若市。曾任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擔任總招待；曾任國務院總理的潘復，親自去大連迎接程硯秋到楊府演戲，宴饗賓客三晝夜，極一時之盛也。東北各省軍政長官，車水馬龍，到楊府祝賀，並致重禮以取楊氏之歡心。

已就任東北邊防公署長官的張學良也親往祝壽，只見東北高階文武大員正在圍桌賭錢，楊的副官喊：“總司令到！”那些圍桌賭錢的文武大員，只有少數人起立，多數人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可是，楊的副官一喊“督辦下來啦！”圍桌賭錢的官員，不約而同的肅然起立，直到楊與各位來客一一週旋後，他們才就座。

張學良親臨目睹這種咄咄逼人的場面，實在難以忍受。⑤

據說，那天在楊府張學良沒停多久便辭出。少帥的不悅，是個訊號，照說楊、常該有所收斂了，可是他們仍執迷不悟。“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製造流言，撥弄是非，離間張學良與楊宇霆的關係，以達到破壞易幟目的。說什麼東北局勢恰似日本幕府時代，豐臣秀吉死後，豐臣秀賴子承父業；而大臣德川家康奪取了政權，結果豐臣秀賴自殺，豐臣家族滅亡。把張學良比作豐臣秀賴，把楊宇霆比作德川家康。”⑥如果楊宇霆沒有野心，對這種惡毒的離間他會大為反感，甚至公開反駁的，可是他不但心安理得，還一唱一和，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居然也附和說：“今天東北實際情況和日本德川幕府統治時代很相同。”德川幕府統治是日本明治維新前的封建統治時期，是日本封建統治末期的一種頑固勢力，它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已經搖搖欲墜，加之一些下層武土和一批宮廷貴族紛紛叛離，並與資產階級結成倒幕聯盟，所以幕府統治很快就被推翻了。如此兩相對比，豈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嗎？這怎能不使張學良氣沖斗牛呢！而恰巧在這時，又發生了楊、常二人支援日本關於東北五路新要求的事，更把他們之間的矛盾推向了高峰。

原來，東北易幟後，日本人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仍然企圖瓦解東北政權，並認為在東北沒有再比楊宇霆更合適的人選了，而要讓楊上臺，又非打倒張學良不可，所以，那一陣子日本人和楊宇霆的接觸也更加頻繁了。

１９２９年年初，根據日本政府的指示，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派町野武馬面見張學良，就所謂履行鐵路合同問題進行試探，空手而歸。他於是又找楊宇霆交涉據說是張作霖生前答應借款由日本承建的“滿蒙五路”問題，用威脅的口吻問楊，這五條鐵路究竟還建不建？楊竟滿口答應，作了肯定的答覆，町野怕他的話難以兌現，對楊說：“請您好好給張學良說說。”並加問一句：“你這樣說沒關係嗎？”楊答：“沒關係，一定要建議。”⑦町野得到楊的支援，後來還曾找過張學良，也都被頂了回去。張學良以“滿蒙五路”問題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相推辭，拒絕進行談判。町野這才又“退訪楊宇霆”，欲將當年經楊手商訂的密約“擬一公佈辦法”，造成既成事實，以迫使張學良承認。

說來也是楊、常利令智昏，或者說是他們自己弄巧成拙，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東北五路”這個日本人的政治訛詐早已使張學良怒不可遏了，他們偏偏在這時又節外生枝，提出一個涉及外交和東北政局穩定的新問題，即“要求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以常蔭槐為督辦，其理由是，中東鐵路為中蘇合辦鐵路，一向不接受東北交通委員會的指揮；如果成立了東北鐵路督辦公署，就可以將它納入管轄之內。張學良當即表示，目前東北甫經安定，涉及外交大事應該慎重考慮，不能草率從事，此事必須從長計議。”⑧

很明顯，對於楊、常的這個提議，張學良是不贊成的，所說慎重考慮等，不過是推托之詞，楊、常若稍有自知之明，應該就此止步了。可是他們竟堅持己見，繼續糾纏，掏出事先就已寫好的便條，硬要張學良當場拍板，即行簽字。張學良被逼無奈，心中冒火，幾次想拒絕，可又覺得多有不便，看看天色向晚，才說晚飯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