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不會沒有看法，現在之所以推託，顯然主要還是有顧慮，所以他也不勉強，自己略微想了想，坦然地說：“只是拼命地去打，那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即使把紅軍主力擊潰，共產主義也是不可能消滅的，因為這是全世界的問題，哪個國家沒有共產黨呢？

這個問題到最後還須用政治方法求得解決。”③由此可知，張學良這時對共產黨的看法已有新的變化，雖然不能說已很正確，但敵對情緒已明顯減弱；特別是，他到國外考察了一段時間，視野畢竟是更加開闊了。當然這時還不可能那麼純粹，在他的思想上也還存在著矛盾，也還有一些不切實際甚至是錯誤的想法。如由於他曾訪問過義大利，就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影響，認為墨索里尼還真有一套，他搞法西斯極權主義，一呼百諾，很有氣魄。認為“共產主義成功的條件，要在階級矛盾極其尖銳的國家，又無外患的情況下方能實現，我國是半殖民地狀態，是不適用的。剩下只有法西斯蒂一條路，模仿德、意，乃能迅速復興中國。墨索里尼說過：‘工作是大家的，討論是少數人的，決定是一個人的。’法西斯蒂召開大會，如領袖缺席時，要選舉新的領袖才開大會。資本家的利潤有限制，工人不許罷工，徹底執行法令。德國希特勒亦是如是作法，一定很快復興。”④為了說明服從領袖的重要性，他常伸出五指，說明手的巨大功能，但它有個特點，就是其他指頭都得聽大拇指指揮，離開它的指揮，就大為減色，許多事都做不成了。所以他認為凡事得有人作主，從這種意義上說，講法西斯主義可以救中國，有什麼不對，所以對於所謂“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之類的論調，他是欣賞的，甚至還組織了擁蔣的“四維學會”。他這樣做的目的，表示擁蔣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更主要的還是為了進一步增強自己的實力地位。

不過，這以後，紅軍開始長征，北上抗日，全國的政治、軍事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張學良又把注意力放在了東北軍的內部整訓上，準備抗日。

又過了一段時間，鄂豫皖的紅四方面軍已經西入川、陝，根據地裡留下的紅軍只有幾千人，戰事已趨緩和。他對剿共戰事原本厭惡，現在無仗可打了，真是求之不得，正想趁此機會訓練部隊，不料讓東北軍西進的命令又下達了。原來，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紅軍突圍，進行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他們歷盡千辛萬苦，向西北進軍。當時，蔣介石為阻止紅軍打通國際交通線，取得蘇聯幫助，曾以重兵圍堵，未能奏效。主力紅軍到達陝北，與徐海東、程子華、劉志丹等領導的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並決定把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蔣介石哪能不急，遂令張學良組織“剿共”總部於西安，擔負維持陝甘寧地區防務和“剿共”任務。

這副擔子不輕鬆。如果說初開始對此他還感受不深，甚至有點麻痺輕敵之意，但經過幾次戰鬥，他就覺得問題不是那麼簡單了。使他覺得有壓力、並開始有些觀望不前的，倒還不是集重任於一身，而在於這個沒完沒了的“剿共”。說實在的，讓他抗日或維持治安，並擔負一定的防務，他沒說的，一定聞風而動。可定要打紅軍，他就有點猶豫了。尤其使他不安的是，這一新的任命公佈後，下面還有不少議論。有人甚至說，這次派東北軍入陝進剿紅軍固然是一個目的，但藉機削弱甚至消滅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等雜牌部隊，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隻要看一看蔣介石過去在排斥異己，如何將非嫡系的如孫連仲、公秉藩、張英、張印相和王家烈等人的部隊，不聲不響地一個個搞掉的情況，對此就不會有什麼疑問了。

但在那時，若認為有了這些想法，他就會公然抗命，拒絕入陝，那當然也是不現實的。對赴陝“剿共”他沒有提出異議，還有另一種考慮，這就是他天真地認為，陝北紅軍人數少，武器裝備差，打也不難；從另方面看，陝西離東北近，一個新的抗日基地，一個打回老家去的鞏固後防，卻可很快建立起來，這不也是一樁好事嗎？

然而，這一回張學良又過於樂觀了。由於東北軍長途跋涉，在陝西人地生疏，與群眾關係也很淡漠，不打鬼子，卻跑到陝西打紅軍，老百姓不喜歡，因而訊息不靈，滿眼漆黑，處處被動。而紅軍呢，人數雖少，卻與群眾關係密切，所施政令又深得民心，所以處處受到歡迎；他們訊息靈通，如魚得水，處處光明。以致儘管東北軍不論在兵力或裝備上都優於紅軍，卻屢戰屢敗，一籌莫展。１９３５年９月，在陝北甘泉的勞山一戰，東北軍一一○師被紅軍殲滅，師長何立中被打死。１０月，東北軍一○七師又在甘泉的榆林橋與紅軍交戰，該師一個團被消滅，團長高福源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