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是難得的。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張學良的南京送蔣，是帶有“負荊請罪”的用意的，也是對時局造成了重大影響的，這是不是張學良的倒退和妥協呢？還不能這麼看，因為這與他只要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就仍擁護他做領袖的初衷是一致的。他這樣做，正表明了他識大體，、顧大局和維護團結的真誠，正表明他無私無畏的坦蕩胸懷。後來，他雖然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仍然以大局為重，不計較個人得失。１９３７年１月８日，他在致楊虎城及各將領信中說：“盼兄等切實體諒中央及委座之苦衷，及本我等救國之初旨，切不可引起內亂苦我國家民族之外，更使我仇鄰鼓掌稱快。”憂國憂民之心，溢於言表。而由於楊虎城完全接受了張學良的勸告，不久後便與于學忠等通電錶示服從中央，緩和了當時的緊張形勢，促進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千古功臣張學良的千古奇冤終將洗雪，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作出重大貢獻的張學良將軍終將會回到祖國大陸，回到對他始終懷著尊敬與懷念之情的億萬人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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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②　江元舟：《西安事變親歷記——訪蔣介石原侍從副官居亦僑》，原載香港《文匯報》，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０日《陝西日報》轉載。

③　慄又文：《西安事變與張學良將軍》，載《西安事變資料》第二輯，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４月出版。

④　張學君：《張學良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載《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⑤⑦⑩⑾　魚汲勝：《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回寧問題新探》，《黨史文匯》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⑥　王中立：《張學良將軍在南京被扣的幾天》，載《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⑧⑨　張沛漢：《周總理在“西安事變”中》，載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０日《西安晚報》。

張學良傳……相煎何急

相煎何急

談到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人們首先都會想到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以及宋氏兄妹等，對蔣介石則往往持否定態度；對於他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採取簡單化的態度，似欠恰當。是的，蔣介石是堅決反共的，態度也僵硬得很，這都是事實。但根據只有作用力而無反作用力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這一原理，我倒覺得，蔣介石在被扣西安期間所寫的暫時停戰的手諭，對南京方面欲炸西安的制止，在接受“三位一體”的要求，達成六項協議，為事變和平解決作出的讓步，以及蔣回南京後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諾，國民黨政府由“剿共”政策向抗戰政策的轉化等，說明他在西安事變後期也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可以說，隨著西安事變事態的演進，參與事變的幾方都為民族抗戰作出了重大的讓步。發動事變的主角張、楊兩位將軍，為了民族的利益，犧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中國共產黨則“改變蘇維埃和紅軍的名義，取消同國民黨的對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而中國國民黨也最終放棄了剿共的政策，願意透過正式談判來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蔣介石在這一歷史轉折最後關頭所表現出來的正視現實的勇氣，無疑是應當肯定的。遺憾的是他自己並沒有能夠把這種態度堅持到底（楊拯民：《論西安事變的歷史必然性》，見《黨史通訊》１９８６．１１．）。這也就是說，他後來沒能把這種態度完全堅持下來，在有些重大原則問題上常有反覆，比如一離開西安，就又陷入狹隘的恩恩怨怨的糾纏當中，以致當他在１２月２６日離開洛陽回南京時，便迫不及待地丟擲《對張、楊的訓詞》。在這個“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裡，他不僅背棄了言猶在耳的諾言，還編造了他用“偉大人格”感化張、楊的奇談怪論。對此，毛澤東曾發表文章予以駁斥，他說：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為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處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將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願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末，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開闢將來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宣告，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的。並強調指出：“人民將不允許蔣氏再有任何遊移和打折扣的餘地。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現，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將席捲蔣氏以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蔣氏及其一派必須深切注意。”①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