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太無知了呢？也有人說，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不瞭解蔣的為人，是一時心血來潮，是個偶然的決定，這有無道理？我看說他考慮不周，這是符合實際的，說他對蔣的為人和本質看得不透，也是可能的，但若說他未加考慮，是一時衝動，根本不瞭解蔣的為人，那也不符合實際。當年曾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慄又文在憶及此事時，曾說過：“平時我們與張閒談時，曾涉及到蔣的一段故事。他說在北伐前，蔣曾給國民黨元老許汝為（即許崇智）寫過一封內容不大妥當的信。後來蔣當了總司令，認為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派人疏通想要回這封信，許答應退還。但當原信退回時，蔣仔細觀察發現信紙的四角有圖訂痕跡，知道已經拍過照，就把原信退給了許，從此兩人一直不睦。張說蔣疑心太重，是睚眥之怨必報的人。張當時曾把蔣介石和張作霖相比，他說：‘大元帥（指張作霖）有雄才而無大略，蔣先生有大略而無雄才。’意指蔣的氣量狹隘，缺乏一領袖人物寬宏大量的氣魄。”③這個事例說明，張送蔣是作過一番考慮的，對蔣也並不是不瞭解（當然也不是很瞭解），他的這個對比，就頗有見地，事實上，也的確如此，蔣“在某一方面是個強者，遇到乾坤一擲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即表現無遺！因此換來‘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的譏諷。他的格局類似袁世凱，擅長小動作，小權術，缺少衝天一擊的大智慧大氣魄”，這難道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嗎？正因為他了解蔣的為人，為了使他不疑，使他放心，同時也是為了保全他的面子，並向世人表明，他此番扣蔣並非出於個人恩怨，也不是什麼權利之爭，而完全是為了抗日，為了國家民族大義，所以他今天就作出了這樣的決定，他不僅敢捉、敢放、也敢送他回南京！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爭議的。對張學良送蔣回南京的事，不僅他的一些部屬反對，楊虎城也不贊成。本來，在聯合抗日、共同發動西安事變的整個過程中，他們是觀點一致、配合默契、合作得很好的。但在西安事變後，在如何解決西安事變、如何對待蔣介石以及要不要蔣介石在協議上簽字和究竟送不送蔣等問題上，就有所不同了。有同志在論及此一問題時，曾提到端納的評述，並作了如下的分析：“和平商談結束後，達成了六項協議，關於是否讓蔣介石在協議上簽字，發生了分歧。曾參與解決西安事變的外國人端納曾有這樣一段評述：‘對於簽字問題，張、楊之間也有爭辯，張認為只要抗日這個目的能夠達到，其它一切問題都是次要的，也不應再影響到主要目的。要遲放蔣只會使事情轉到錯誤方面而背離原定目標。顯然，張、楊在爭辯時也失去耐心而彼此以尖銳字眼相加。張曾對楊等威脅說：‘如果不能政治解決，張某將獨行其是。’”事實確是如此。對於如何處置蔣的問題，張、楊認識不盡相同。張果斷，有膽量，對民族利益考慮居多，對自身後果考慮甚少，認為只要蔣答應聯共抗日條件，就放他回南京，並且還擁護他當領袖。他以君子度小人，認為自己出以公心，不怕蔣報復，或蔣不會報復。楊的看法不同，他認為蔣出身流氓，從大革命以來的行動，充分暴露出蔣的陰險狠毒，認為稍有處理不當，必將招致殘酷的打擊報復，故不能輕易放蔣。縱然不使他喪命也要他失勢。所以他有點傾向懲辦蔣。但根據以後事態的發展，結果還是依照張學良的意志行事。可見，在關鍵時刻，在重要問題上，總是取決於張學良。”④至此，問題就很清楚了，張學良不僅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倡導者，也是貫徹實施這一方針的關鍵人物，那種認為南京送蔣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根本沒有考慮到去南京後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的說法，則是缺乏根據的。張學良為了逼蔣抗日，置生死譭譽於度外，不僅捉蔣、放蔣他均有周密的計劃，就是自己親自送蔣回南京，他也是早有考慮，早就決定了的。在目前看到的檔案資料中，至少有兩份確鑿的資料，是足以對此作出證明的。其一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閻錫山致孔祥熙密電中就宣稱：“頃漢卿派人（注：指李金洲）來晉，面稱近來每天三次跪求介公採納其主張，如蒙允准，彼情願隨公負荊請罪。”這裡所謂“跪求介公”云云，顯系聳人聽聞之語，但“彼情願隨介公赴京請罪”則是一個比較可靠的資訊，因為張學良對此事曾有所流露。其二是過去人們一直說，周恩來等同志對此是一無所知的，直到張學良送蔣回南京去了飛機場，他才得悉此事，現在看，不對了，周恩來等不但知道，而且還對張學良進行過勸阻，這正象魚汲勝在論述這個問題時所說的：

２５日，周恩來、博古在聯名簽發的致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指出：“宋（注：指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