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高發是日本犯罪的一個特徵，另一個特徵就是日本罪犯本身的特點。日本罪犯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罪犯不同，一般罪犯在實施犯罪之後就會立刻逃跑，怕被別人發現，而且被抓時是一副狼狽相。但日本的罪犯不同，很多時候他們是鄭重其事的，沒有一點頹廢和落魄的樣子，就像奧姆真教教主被捕的時候，在法庭審判時還面不改色心不跳，理直氣壯地否認自己的罪行。更有甚者，還要和受害者道歉之後再離開，這樣的行為同樣是無法理解的。

第二章　武士，一個階級的構成（12）

2003年1月4日日本媒體就報道了這樣一個有禮貌的罪犯，這個人並沒有殺人，只是在夜裡偷了便利店的東西，當第二天店員發現店中的東西丟失之後就立刻報了警，沒料到這個偷東西的小偷竟然沒有逃跑，而是在將東西放在家中之後又返回了便利店，目的就是為了向店主道歉。也許我們會認為這個日本小偷愚蠢至極，但是他自己並不這麼認為，因為在他的思想意識中，他是一個小偷，更是一個日本人，而他眼中的日本人是懂禮貌的，所以他要按照日本的傳統文化禮儀，為自己的行為向失竊的失主道歉，這就是他返回便利店的原因，而且絕對是誠心誠意的致歉。即使他最後被及時趕來的警察逮捕了，但他對自己的行為並不後悔。

還有一些罪犯分子也是很好笑的，日本曾就有一個愛偷大米的小偷，他每次去超市的時候都會偷回很多大米，他似乎是對大米情有獨鍾，隔個兩三天就到超市裡去偷一次，而且越偷越上癮，越偷越膽大，最後直接將成袋的大米往外扛，不成想米袋子漏了個小洞，沿途撒下了很多米粒，最後被人發現後，沿著米粒找到了他。在警察對他家進行搜查的時候發現他家囤積了大堆大堆的大米，但是這個人似乎並不缺少糧食，也不缺錢，偷東西似乎只是為了滿足他的某種心理，享受刺激帶來的快感。在我們笑過這個小偷之後，不免要思考一下日本人的心理。

透過透析以上犯罪事例，我們可以發現日本人的心理是極度扭曲的，日本人性也是矛盾的，傳統文化對他們的束縛與自身對自由的渴望發生激烈的衝撞，所以產生了很多帶有極端思想的人，他們透過各種暴力、殘忍的活動釋放壓抑的心靈，尋求一種發洩。

日本的現實社會如此，日本的影視作品也是如此。充滿暴力色彩的文藝作品在社會上氾濫，這種氾濫比現實社會的暴力情節多得多，也比人們想象的嚴重得多。日本暴力組織在世界上是最有規模，最有自律能力的組織，他們不單是從事賭博、色情、盜竊、兇殺和毒品走私等活動，社會的其他領域他們也有所涉及。因為他們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以他們為原形的暴力影片隨之在日本社會中氾濫開來，其中有很多都是被世人廣為評論的，例如《大逃殺》、《一個兇暴的男人》、《殺手阿一》、《小奏鳴曲》，這些作品中有的講述的是一群孩子在荒島上相互殘殺，求得生存；有的是講述日本警察依靠暴力手段解決社會中的各種問題；還有的講述的是暴力組織內部的相互殘殺；另外是關於一個黑幫組織的頭目和他的手下被捲入對抗事件的故事。總之這些故事情節都是有關暴力的，而是場面都十分血腥，人們在殺戮的過程中表現出了殘暴和自私的一面。

其中的兩部影片都是日本導演北野武導演的，有人說，北野武是日本電影界的“怪才”，的確，我們對他都不陌生，而且一提到他，就想起了他那幾乎沒有動作的暴力，似乎北野武已經成了日本暴力電影的代名詞，他們不但導演了多部暴力題材的影片，自己也出演過帶有暴力色彩的電影，例如著名導演大島渚執導的影片《聖誕節快樂，勞倫斯先生》，深作欣二導演的《大逃殺》。不過在北野武的電影中不是突兀地將殘暴、血腥的場面展示給觀眾，每每在暴力出現之前都有溫柔的底襯。

北野武的作品與他的生活背景有很大關係，北野武在戰後1947年1月18日生於東京，沒有從明治大學畢業，之後當過計程車司機、脫衣舞秀場的喜劇演員，1973年開始活躍於電視及廣播界，《一個兇暴的男人》的走紅使得北野武一鳴驚人，奠定了他在日本的導演地位。北野武的電影主旨是生命的苦澀與無奈，但表現手法往往是殘忍的暴力，他說自己有個參與黑社會的叔叔，是聽著血腥的故事長大的，這顯然不是答案的全部。童年孤獨、缺少理解、缺少關愛，才是他成為暴力教皇級人物的真正原因。北野武擅長表現急速衝擊力與平靜美好的對比，這也是日本文化的特點所在，即《菊與刀》中所說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還有北野武的《花火》，這部影片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