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活動的中共領導的八路軍，透過親身觀察，早就有所瞭解並極為讚佩。1938年2月在武漢時，周恩來曾同他談到八路軍傷員的醫療服務工作，並請他帶一份報告給在香港的宋慶齡，內容是八路軍在這方面的需要。

貝特蘭於3月間抵達香港，應邀參加了八路軍駐香港代表廖承志召開的一次會議。貝特蘭曾到延安，認識廖承志。廖同姐姐廖夢醒一起，已經在香港組成了一個支援白求恩大夫的小組，現在他想成立一個規模更大一些的組織，以便向公眾徵集援助並同海外援華團體掛鉤。它應有中外人士擔任職務，由中國“著名人物”領導。廖承志想到的是請宋慶齡任主席和實際領導人。後來宋又建議請她的弟弟宋子文擔任榮譽性的會長職位。

發起人在鄧文釗寓所聚會。鄧是廖家的親戚，家境富有，曾在英國劍橋大學就學，有進步思想，在香港一家比利時銀行任職。這一切都使他很適合於以後擔任保盟的兩司庫之一。

大家請貝特蘭推薦一位在香港有影響的外籍人士參加，他推薦了港英政府新蒞任的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妻子海彌達·沙爾文—克拉克夫人。她有工黨（費邊社①）的背景，這在一個英國殖民地的上流社會婦女中是少見的。在結婚前（當時她用自己的姓名“海彌達·布朗寧”），她在“英國與蘇俄文化關係委員會”任職時就同貝特蘭認識。她後來擔任保盟的名譽秘書。

①費邊社（Fabian　Siciety）1884年在倫敦成立，主張以緩進的方法實現社會主義，其名稱源出善用緩進待機戰術的古羅馬將軍費邊·昆克塔託（又譯費比烏斯），蕭伯納為主要領袖之一。1906年工黨成立後，該社即隸屬於工黨。——譯者

另外一位司庫諾曼·法朗士是香港大學教授。他在中國出生，同情進步，有學者風度。他和鄧文釗都是盡義務的。①

①《致英國工黨書》（1937年10月3日）。

最初負責宣傳工作的是約翰·利寧，就是曾將宋慶齡的信帶給尼赫魯的那位年輕的英國人。他曾主編過一本名叫《民主》的月刊，斯諾和貝特蘭（後來還有本書作者）都曾是它的編委會成員，但只出了半年就因日本佔領北平而停刊了①。

①古爾德著《中國在陽光中》（英文），第146—147頁。

這裡想插敘一些本書作者的個人回憶，以有助於讀者瞭解當時的工作及其時代背景。1938年快到年底時，宋慶齡要本書作者負責香港保盟總部的宣傳工作。本書作者本來在美國合眾社工作，這時合眾社認為日本實際上已經打贏了對中國的這場戰爭，所以要裁減在中國從事採訪報道的工作人員，本書作者也在被裁之列。由於宋慶齡的推薦，本書作者在HongKong　Daily　Press（《（子子）刺報》）編輯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這樣生活有了著落，就有時間和精力去為保盟盡義務。

（這裡附帶說明一下，不少書刊常把本書作者列為保盟的創辦人之一，實在不敢掠美。保盟正式宣佈成立是在1938年6月，本書作者是到9月間才在廣州應邀參加的，在此之前還不知道有這個組織。同年11月在香港，本書作者接任了保盟的宣傳工作。宋慶齡本人在1977年4月25日給本書作者的信中也提到保盟的名字是本書作者取的，這是老年人常有的記憶上的差錯，本書作者在回信中說明了事實經過。）

人們也許會在發起人名單中尋找史沫特萊的名字，因為她曾同遊擊隊在一起，並在武漢不辭辛勞地為他們徵募捐款和醫療用品。但她不在發起人之列。這可能因為還在上海時，她同宋慶齡一度十分密切的關係受到了一些損害，也可能因為她有一種喜歡單獨工作而不作為集體一員的難以剋制的傾向。儘管在組織上沒有關係，保盟同史沫特萊相互合作，而不是像有人猜想的那樣成為競爭對手。印度醫療隊的巴蘇醫生記述的一件事情可以作為例子。1938年在廣州時，巴蘇曾問宋慶齡她對醫療隊打算去中共領導的軍隊中工作有什麼想法：

“……她聽了很高興，並說……我們可在長沙或漢口會見史沫特萊，她會安排會見……周恩來……我們的要求必須向周提出。”①

①貝特蘭的回憶根據他1987年2月20日從紐西蘭寄給本書作者的長信以及1986年12月在北京的晤談。

至於保盟的名字最早起於何時，貝特蘭在他的日記中找到了一點線索：

1938年3月某日，“S（指孫）夫人晚宴，保衛中國同盟。”這是在保盟發表成立宣言三個月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