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勢的標誌就是反對內戰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誕生。一些西方國家政府這時也警告國民黨不要擴大內爭，擔心中國一旦分裂，將使日本能夠騰出手來打擊它們。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一寇爾爵士不久前還對宋慶齡施加壓力，不讓她在香港發表批評重慶政府破壞團結趨向的言論，現在卻在蔣的首都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故意邀請周恩來的女新聞秘書龔澎——許多外國人認識她——坐在自己旁邊。這顯然是為了表示不贊成蔣介石發動不合時宜的內戰。

宋慶齡在香港為反對分裂、恢復和加強團結而奮鬥不懈。1月4日，她和國民黨老資格的中執委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致函蔣介石，嚴厲譴責對新四軍的襲擊，稱之為對民族戰爭和孫中山遺教的背信棄義行為。函件中說，“最近討共之聲，竟甚囂塵上，中外視聽為之一變，國人既惶惶深憂兄弟閱牆之重見，今日友邦亦竊竊私議中國抗日之勢難以保持。倘不幸而構成剿共之事實，豈僅過去所歷慘痛又將重演，實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礎隳於一旦。”現在“全國抗戰進入第五年度，今年實為最艱辛最重要之一年”，要求政府當局制止發生內戰之可能，恢復兩黨合作並保證民主團體之安全運作。①

①據《宋慶齡年譜》，第128頁。

幾天後，宋慶齡又和何香凝、陳友仁（武漢時期的外交部長）聯名致電蔣介石，強烈要求停止反共。①

①《宋慶齡選集》，第146頁。

透過《保盟通訊》，她向全世界揭露了這一危機及其根源。正在華盛頓公幹的她的弟弟宋子文為此大為惱火，打電報到香港，宣佈辭去保盟會長的職務。他指責保盟已從一個救濟團體“變為國內政治黨派性的工具”。

《保盟通訊》發表了宋子文的來電及宋慶齡的機敏利落的回答：

“現在，任何有關黨派性的說法，都可能是極為混淆視聽的。

“目前在中國只有兩種現實的政策：以我們的全部力量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或者是妥協、屈服和投降。保衛中國同盟全力支援第一種政策。如果我們這樣做就是‘有黨派’的話，那麼我肯定來博士也是有黨派的，而且我們真誠地希望他將保持這一點。

“我們信仰民主和言論自由，我們為能讓外國朋友從這些事實中作出他們自己的判斷而感到高興。

“我們對中國團結的支援決不動搖，對任何危及中國團結的事情堅決反對。”①

①據《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362—363頁。宋子文的電報日期是5月30日，孫夫人發表宣告是在6月1日，都刊登在《保盟通訊》第33期上，1941年6月15日出版。

宋慶齡再一次不讓私人和家庭關係影響或模糊了她自己的立場。

這時，在新的國際和國內氣候下，立即發生分裂和內戰的危險有所減弱。雖然國民黨當局減少玩弄對日投降的把戲，但並不意味著它現在願意更積極地對日作戰。隨著英、美同日本開戰的可能性增大，他們想讓盟國去打敗日本，而自己則乘機積聚武器和資金，以便將來摧毀國內的對手中國共產黨，獨享勝利的果實。

（六）為促進國際反法西斯聯盟而努力

宋慶齡在香港期間有力地促進了國際和國內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在她初到香港時，在1938年3月2日《告英國民眾書》中，她就提出這樣一個論點，即：其他國家幫助中國就是幫助它們自己——建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壁壘就是鞏固世界和平。

3月7日，在一篇國際婦女節的文告①中，她重申了自20年代以來的一貫觀點，即：“婦女解放和世界最大多數大眾的解放有共同的命運”，並且兩者都同當前反對法西斯侵略的鬥爭緊密相連。法西斯已進攻西班牙和中國，如果中國和西班牙共和國得不到援助以進行抵抗和取得勝利，那麼誰能擔保更大範圍的戰爭不會降臨到別人頭上！

①《告英國民眾書》刊於1938年3月2日漢口《新華日報》，參閱《宋慶齡年譜》108頁。《向全世界的婦女申訴》，載《宋慶齡選集》，第127—128頁。

在那些年代裡，中國和西班牙的抗戰在宋慶齡和其他中國進步人士的言論中往往是相提並論的。人們幾乎是同時喊出“保衛大武漢”和“保衛馬德里”的口號。在延安，紅布大橫幅上寫著“NOPasaran！”①

①這是當時國際上保衛馬德里運動中通行的口號，西班牙文詞義為“不許透過”，即不讓法西斯軍隊進入馬德里之意。——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