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兩國。戰爭爆發前夕，在香港已出現擾攘不安的情形。英國人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潛水艇戰爭記憶猶新，因而擔心航運的安全。

9月3日，在給紐約的友人格蘭尼奇夫婦的信①中，宋慶齡敘述了當地的情勢以及她自己（包括她那點有數的財物）的處境：

①宋慶齡自香港致紐約格雷斯·格雷尼奇函，1939年9月3日。

“香港的形勢很緊張。人們紛紛逃離，以免遭封鎖（或封鎖的威脅）……英國是否宣戰或接受義大利的調停很難說……我多麼希望有一個無線電收音機！你們看，我的所有鄰居都有……只有我聽不到新聞廣播。

“我們的所有朋友都預期發生各種可怕的事情，都在準備撤離……人們爭著出頭等艙的錢去買三等艙的票……

“貨幣的比價大跌，這對我們這些必須在這兒住下去的人是個大問題。現在要4元錢才能換1元港幣，你可以想像到我們的境況多慘……

“我想去內地，但朋友們認為到我該出去的時候大概就出不去了……所以我現在沒有別的辦法。

“這裡現對函電實行嚴格檢查，但還不至於影響到我現在為我的國家所做的工作……至少在B國（指英國）外交政策改變之前是這樣……”

不論有無危機，她還是像通常一樣的忙碌：

“我正在寫《維吉尼亞季刊》要的文章，進度很慢，就同我隨便寫什麼東西一樣。剛收到（倫敦）衝國運動委員會’來電要我寫一篇週年紀念的文章……NMt紐約《新群眾》雜誌發表了我最近寫的一篇文章，本來是作新聞通訊用的……”

接著是一段關於她個人的幽默話：

“NM的作者介紹中說我是1890年（實際上是1893年）出生的……我覺得很有趣——難怪所有的外國記者都說我看起來比他們原來想象的要年輕。”

如果宋慶齡知道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在密報中怎樣描寫她，準會覺得更加有趣——儘管也更有辛辣味道。這個特務偷進格蘭尼奇所住的公寓，發現了這封信，就做了一個複本送給聯邦調查局，但不知道寫信的女人是誰，就說寫信的人叫“蘇西①，一個住在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女黨員”，從公寓裡查到的照片看來，“顯然是一個年在30至35歲之間的中國婦女”——這個估計比她的實際年齡小10歲，她當時是46歲。

①蘇西是宋慶齡在威斯里安學院上學時用的小名。——譯者

這個密探的“情報”都錯了，只有一點是對的——在精神和體力上、同樣地在外貌上，她仍然年輕。

歐洲爆發戰爭的前後，宋慶齡不斷強調西歐和遠東的反法西斯鬥爭是密不可分的。她呼籲，對前者的注意不要造成對後者的忽視。1939年在香港“三八”婦女節集會上她發表的題為《關於援助游擊隊戰士的呼籲》①的演說是有代表性的：“我們中國人民已和這種恐怖的法西斯侵略作了一年半以上的鬥爭……同時也為著你們的和平作了鬥爭……如果中國投降，如果中國不戰而淪為日本法西斯軍事機構的一個物資供應基地和人力補充站，那末，請想一想，我們還能夠在香港安靜地坐在這裡嗎？！”

①《為新中國奮鬥》，第110—115頁。

像每次講話一樣，她沒有忘記指出，最需要援助的是中國的游擊隊戰士們，因為“在中國的最大部分的日軍不是在前線上跟我們的國軍作戰，而是在徒費氣力，鎮壓成千成萬的、在所謂佔領區內長成的游擊隊伍所組成的人民軍隊”，而“這些英雄們不僅是用老式的步槍、有限的彈藥、土製的手榴彈、鐮刀、刀劍、棍子和拳頭，在跟具有各種現代戰爭的技術裝備的敵人作戰；他們不僅是連最起碼的醫藥供應都沒有；而且……迫切需要衣服和糧食……我們需要幫助這些無名英雄；他們不僅為著中國的解放而鬥爭，而且也為著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鬥爭。”

（八）同印度的相互同情；與尼赫魯的通訊

在那些戰爭的年代裡，宋慶齡不僅是對西方國家講話。較少為人所知的是她積極表示對印度自由運動的同情。從她早年同孫中山在日本時起，她的這種感情一直是非常熱烈和強烈的。她在香港表達這種感情，對港英當局來說，比她批評英國政府對日本的態度，更不受歡迎。她這樣做又一次表現出她的有原則的獨立性。

自1938年以後，她恢復了同尼赫魯的通訊，他們最初是1927年在莫斯科認識的。她的第一封信①是託一位年輕的英國人約翰·利寧（保衛中國同盟創始會員）經印度回英國時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