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便，所以重慶得到訊息較遲。

把保盟的醫療物資運送到解放區去，要透過國民黨的封鎖線。這件事在重慶有漏洞可以利用，（雖然開始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漏洞），這在香港的後期是沒有條件的。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高階談判代表在國統區享受著某種類似於外交官的地位，他們往返延安重慶之間可免受檢查。因此，他們每次總能帶一些體積不大、但很重要的東西如外科縫合用針、牙鑽鑽頭等，在口袋或公文包裡就能帶上相當數量。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1943年6月），國民黨被迫放行了一批供應給國際和平醫院的物資。在同年9月印行的保盟年度工作總報告①中曾提及此事：“儘管總重量不超過一噸，這批物資確實包括了寶貴的外科手術器械和相當多的磺胺藥品，這些都是透過美國紅十字會和私人捐贈者的熱誠合作而得到的……這批物資是在八路軍談判代表的護送下運輸的，所以才得到許可……但這一行動不能被認為是封鎖的永久撤銷，這樣的封鎖已持續了三年，使醫藥供應到不了游擊隊手中。”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2年2月22日。

在那些年代裡，一噸物資對於這支作戰最積極的中國軍隊來說，是太微不足道了。這支軍隊有成千上萬的戰士、在敵後作戰的區域內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民！但有這一點總比完全沒有好，而且以後還有——雖然為數總是有限。

（四）在新的國際環境中工作

在重慶，一種新的國際環境也在出現。日本襲擊珍珠港後，西方國家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