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封鎖使他們沒有醫生、外科器械和藥品；甚至由國外友人送來的，他們也得不到。我們並不要求給他們優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取消封鎖，並籲請大家不要對封鎖默許。這種封鎖在中國劃出了一條無形的界線，一邊是每一個抗日受傷的戰士都可以有資格受到治療，一邊卻不然。

“……當世界還沒有完全加入這偉大斗爭的時候，保衛中國同盟反對‘中立’的救濟觀念，主張首先把援助送給反侵略的戰士們，因為如果不是他們用鬥爭來擋住了侵略者的路，那末，侵略者獲得勝利之後就會造成那樣深重的苦難，即使全世界的救濟力量也無濟於事了。……

“中國沒有團結，整個反法西斯陣營沒有團結，就不能獲得勝利。沒有民主，就不能有團結。沒有人民的積極性，就不能有民主，而這種積極性是建築在對於大家所面臨的問題的瞭解這一基礎之上的。

“中國救濟事業，作為積極的、民主的活動，就是要按照平等和按比例分配的原則對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每一塊募集到的錢、每一個為這個目的而發出的呼聲，都不僅是減除痛苦，而且是打擊那些製造這種痛苦的東西。這些東西如果我們不予摧毀，它們就必然要帶來新的災難。這是最真實的人道主義。”

像過去一樣，宋慶齡以她個人的獨特地位和交往方式，努力在保盟內部及其周圍、在中國內部及國外，建立統一戰線。在香港的時候，特別是在她弟弟宋子文因皖南事變而退出保盟之後，她就開始邀請一些有影響的人士擔任保盟的新的支持者。到1943年，保盟的支持者有：

在中國國內：孫科、何香凝、馮玉祥（以上三人同宋慶齡本人都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茅盾（自魯迅去世後公認為中國首位現代作家，保盟的新的贊助人）。

在印度：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國民大會黨領袖，未來的印度總理，多年來一直同宋慶齡通訊）。

在德國：託瑪斯·曼（國際知名的小說家，自希特勒上臺後住在美國）。

在美國：贊助的人為數很多，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除老一些的朋友如記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諾和文森特·希恩、著名歌唱家及黑人領袖保羅·羅伯遜外，又陸續添了一些新人，如以寫作有關中國的小說著名的賽珍珠、劇作家克萊爾·布思（她的丈夫是中國出生的美國報業鉅子、《時代》、《生活》雜誌主編兼發行人亨利·盧斯，他們後來支援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進行反共內戰，但當時還是贊成中國各黨派團結抗日的。）

專門支援宋慶齡的工作的美國團體“援華委員會”和“INDUSCO”（美國援華工業合作促進委員會）分別由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母親安娜·羅斯福和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擔任。

這樣大的陣勢使國民黨對保盟實行鎮壓或者即使是公開指為“赤化”都很為難，但也並不放過它，威嚇和騷擾不斷。在重慶時同宋慶齡在一起工作的人所處的環境，用當時在場的美國觀察者的話說①，是“秘密警察監視著她的房子”，而她自己“實際上成了國民黨特務和武裝警衛的俘虜”。

①《為新中國奮鬥》，第138—141頁。

儘管如此，她在重慶仍然建立起廣泛的友好關係，以減少一些困難。其中之一是當時重慶市長賀耀祖將軍的年輕夫人、直爽而傾向進步的倪斐君。她對宋慶齡的救濟工作非常熱心，以後在新中國是紅十字會領導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被折磨而死。

在外國友人中有一位很起作用的是年輕的美國人約翰·伯特·福斯特，一位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教士。1938年，他在武漢一所教會大學教書，遇到了周恩來和史沫特萊。後來他去訪問過山西省內的八路軍前線指揮部，遇到了朱德總司令。他們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他在美國政府的戰時新聞局（美國新聞處的前身）重慶辦事處任職，這個身份使國民黨特務不敢找他的麻煩，而且他的身材魁梧結實，更不敢碰他。所以，沒有人比他更適於擔當陪伴廖夢醒去銀行提取國外匯給保盟的捐款的任務。個子矮小的廖夢醒取到現款之後，就在福斯特的保護之下，送到停在附近的一部汽車上去，車裡有周恩來派來的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在等候。辦事處把這些捐款分送給國際和平醫院及保盟在延安和各解放區的其他有關事業單位。這些單位及時將收據寄送給保盟。

（三）利用戰時首都的有利條件

宋慶齡一旦在重慶開始工作，就逐步地利用這個戰時首都的一些有利條件，以抵消在香港時所沒有的某些限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