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那些日子裡，她又接到匿名的恐嚇電話，還有附著子彈的信件，明確警告她——如果蔣死了，她也休想活到第二天。她的弟弟子良也警告她，藍衣社對她有加害的陰謀。關於她當時曾受到威脅，各方的說法倒都是一致的。

①據馬克斯·格蘭尼奇在1982年冬天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市同本書作者的談話。1936年格蘭尼奇夫婦在上海主編《中國呼聲》，與宋慶齡親密合作，私交甚篤。

在上海長久流傳的一則故事說，蔣被扣後不久，美齡就打電話給慶齡，急迫地要求她設法請一位有地位的共產黨人到南京去（這是在蔣夫人同宋子文飛赴西安之前）。中共指定同國民黨高層接觸的代表潘漢年得到慶齡的通知後去了南京。（為安全起見，他在南京前邊的一個小站下車，以防邀請他去的人叛賣他，也防國民黨親日派襲擊，因為親日派要除掉蔣介石，作為擴大內戰的第一步。）據說，蔣夫人在南京接見潘漢年時懇求共產黨保證她丈夫的安全。

時隔半個多世紀，又缺乏足夠的公開資料和檔案（有一些在以後的戰亂中肯定已經散失），要分辨這些說法的是非真偽是很困難的事。以後如果有更多的文字材料發現或公佈可能會有助於弄清真相。

但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中，在兩個重要問題上都提到了宋慶齡。在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給中央的電報中對此都有記載：①

①見《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1—72頁。

在改組政府的問題上，“宋（子文）提議先組織過渡政府，三個月後再改造成抗日政府”，中共“推宋慶齡、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杜是來自東北的著名愛國知識分子、張學良的朋友。沈、章當時都在獄中（救國會“七君子”案），沈是法學家、章是實業家。

在另一個問題上，“宋（子文）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與孫夫人商辦法、”（宋子文和蔣夫人宋美齡當時由被扣留的蔣介石授權代表他同張、楊和中共談判。）

（七）從主席臺到監獄大門

宋慶齡雖然對蔣介石深惡痛絕，但對於從內戰到抗日這一時局的轉變還是很歡迎的。1937年2月，她十年來第一次出席了國民黨中央的會議（五屆三中全會），並發表了題為《實行孫中山的遺囑》的演說：①

①載《為新中國奮鬥》，第76—79頁。

“中國人民已經立下志願，下定決心，不再向帝國主義讓步，而準備收復失地，這在我們的民族生活上有著極重大的政治意義。

“喪權辱國的對日談判必須停止！

“最不幸的，還有一些政客依然……害著‘恐日病’。他們過高估計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過低估計中國人民的力量……

“勝利將屬於誰是毫無疑問的！只要政府能夠執行先總理孫中山的遺囑！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們，只有忠實執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國。

“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國政府的主要任務……我們千萬不能忘記，農民是中國經濟的骨幹……政府應……把先總理遺囑中的民主政府真正變為事實……

“救國必須停止內爭，而且必須運用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全部力量，以保衛中國國家的完整。中國人不應當打中國人……我們必須趕快建立反抗外來侵略的中國國防。”

從國民黨的講壇上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話了。但這不是說國民黨政府已放棄了它的老一套作法。這方面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七君子”的釋放不但沒有實現（這是在西安對蔣提出的條件之一），反而加緊對他們的迫害。對此，宋慶齡採取了一個戲劇性的反擊行動。她從國民黨中央的講壇上（在這裡她發表了講演但沒有效果）走下來，回到群眾鬥爭的領域中去。她把民權問題同抗日救國問題聯絡起來。7月5日，她帶了簡單的鋪蓋，同其他社會知名人士一道來到蘇州，要求把他們也關押起來，和“七君子”一起受審。

國民黨高等法院的法官“一時弄得驚惶失措……又是‘賠禮’，又是‘道歉’，連聲說，‘我們怎麼敢關押孫夫人？我們怎麼敢……’宋慶齡同志就當眾訓斥國民黨的法官說，‘你們竟敢把愛國的領袖都關了起來，你們這樣做，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只有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奴才才做得出這種事來！’法院院長和一大堆國民黨官員就只好都站著聽宋慶齡同志的訓斥，口裡還連聲說，‘是，是，是……’”①

①同注14。

宋慶齡等人又等了好幾個小時，目的已達，才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