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一文中，宋慶齡稱羅登賢等五位被捕的革命者是“中國的反帝戰士，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她引述羅登賢在法庭上的慷慨陳詞：

“‘你們給我的罪名是“反動分子”。我要告訴你們我的經歷。我在1925年幫助組織與領導了香港罷工。我現在剛從東北迴來，在那邊我同義勇軍一道作戰，打擊日本強盜。我曾在上海日本紗廠幫助組織罷工。那些全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難道這就是我控告為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理由嗎？’”

羅登賢未經審判就在8月間被槍決，年僅29歲。他是中國共產黨中很少幾個出身工人的領導人之一（在香港的英國太古造船廠做工10年），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宋慶齡還指出在中國的外國當局所扮演的可恥角色（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他們忙於搜捕革命人士，送給蔣介石去屠殺。在這方面，捕房督察長英國人吉文斯和法國人若貝茲都是臭名昭著的）。

“租界的法律規定，在引渡被告前沒有表面證據，使控告他的案子能夠成立。……在處理殺人犯、綁票匪、鴉片販與一般流氓的案件時，租界當局是熱心地維護它的司法權利的。然而昨天，並無真憑實據，只憑巡捕房眼線的一句話‘我認識他們，他們是共產黨’，五個革命志士就過了堂而且被引渡了。……而法庭上的國民黨代表卻全副武裝……據說在開庭之前他還對人說，‘全部事情已經安排好了’。”

她說，被帝國主義者譽為“安全與公正的島嶼”的上海公共租界實際是“賣國活動的大本營”。“在此地，蔣介石政府的代表們正與日本侵略者的代表們忙於公私酬酢，準備簽訂秘密條約，把我們的國土和千百萬人民奉送給外國帝國主義侵略者。正當這陰謀進行著的時候，中國工農革命運動的工作者和領袖們卻因為反對祖國被瓜分和奴役而受到了逮捕、酷刑、處死、在中世紀的牢獄中活受罪。”①

①同注30。

在另一件要案、即鄧中夏的案件中，宋慶齡堅持不懈的營救努力未獲成功。鄧中夏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和最有實績的勞工領袖之一。他被上海法租界警方逮捕時是用的假名“施義”，身份沒有暴露，只是涉嫌。宋慶齡委託進步的女律師史良向法租界交涉釋放。但後來一個叛徒指認他是鄧中夏，蔣介石獲悉後堅持要求引渡給南京政府，法方照辦了。

像鄧演達一樣，鄧中夏拒絕了高官厚祿的引誘，在1933年9月被槍決，年僅39歲。

鄧中夏之死使中國共產黨失去了一位傑出的人物。他曾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參加過同孫中山的談判，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1923—1925年期間，參加領導中國最著名的鐵路工人和海員大罷工。1927年後他幫助老朋友毛澤東在農村地區建立新的紅色根據地——如果不是犧牲得這樣早，他肯定還會有更大的成就。

在白色恐怖下保護革命者是很危險的。很快，民權保障同盟本身就成了打擊的目標。1933年6月18日，同盟總幹事楊杏佛在法租界距宋慶齡寓所不遠的街上被蔣介石的“藍衣社”分子所暗殺。楊有學者風度，又有無畏精神。他早在1912年就在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的總統府秘書處任職，後到美國康奈爾大學和哈佛大學留學，口國後在南京任教。1925年孫中山靈梓遷葬南京，他是喪事籌備處總幹事。遇刺時，他是蔡元培任院長的中央研究院總幹事。遇刺的地點在他的辦公室和住所之間，①和他同行的兒子小佛腿部也中彈。他是一個非共產黨的自由主義者，國民黨的老黨員，學術上很傑出，是安裝技術專家。但這一切都未能使蔣的藍衣社刺客們發善心。

①楊杏佛之子楊小佛1985年在上海與本書作者會晤時曾對出事經過作了詳細敘述。

楊的遇害對宋慶齡和她的事業的打擊可以從當時流傳的一句話中表達出來——“鄧演達之死使她失去左臂，楊杏佛遇害使她失去右膀”。①

①同上注。

這位瘦高個子、口銜菸斗、充滿活力、沉靜而勇敢的人早就接到過許多恐嚇信，如果他不解散民權保障同盟、不停止“干預”反動派的亂捕濫抓，就會被置於死地。但他沒有被嚇倒，因此反動派就決定對他實行暗殺，藉此不僅可以摧毀民權保障同盟，並且警告宋慶齡，她將成為下一個目標。為了加強這一警告，還給她寄去了“經典性的”象徵物——一顆子彈。

她的回答是發表宣告，給以有力回擊：

“這批人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