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且自然地把中共領導的解放區排除在外。

為了擊破“行總”的把持，解放區也成立了“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簡稱“解總”），以便直接同“聯總”聯絡。鑑於戰時國民黨對解放區實行醫藥封鎖的慘痛教訓，解放區決心不讓那裡的人民再次被排除在救濟範圍之外或者受到矇騙。“解總”在上海的負責人是宋慶齡的老友董必武。他現在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共產黨人，曾代表中共參加1945年在舊金山舉行的簽署聯合國憲章的會議。

保盟在重慶尚未改名時就曾寫信給在紐約的美國支持者，說明“在向‘行總’提出申請時遇到很大困難”，因為“行總”企圖否認保盟的合法地位，不為它的專案分配“聯總”的救濟物資。①

①王成根1986年2月在上海同本書作者的談話。他悼念宋慶齡的文章《慈母心、同志情》刊載於1981年6月2日上海《文匯報》第3版。

“聯總”救濟分配的不公是如此嚴重，在戰爭已經結束9個月之後，董必武在給“聯總”的信中仍指出，全中國受戰爭之害的人和難民，有五分之三是在解放區，而分配給解放區的“聯總”救濟款項和物資只佔全國總數的百分之二。①“聯總”駐華官員和職員對此加以證實，有300人（分屬14國國籍）聯名寫信給“聯總”署長菲奧雷拉·拉瓜迪亞（曾任紐約市長），抗議國民黨把“聯總”的救濟用作政治上的武器。②

①據保衛中國同盟自重慶致紐約美國援華會的函件，1945年10月1日、13日、15日和16日。

②董必武和“聯總”駐華工作人員的信件都在1946年7月上半月發出。

他們提供的數字是：全中國有資格接受救濟的戰爭受害者共42萬人，其中260萬人在解放區；“聯總”運抵中國的救濟物資到那時為止共有65萬噸，其中已送往解放區的僅3，300噸——即使是這麼一點物資在運送過程中還常受到國民黨軍隊的阻滯或干擾。

1947年4月，60名“聯總”在華高階工作人員集會透過一項決議，用可比數字，抗議對解放區的歧視。一位代表他們的發言人譴責國民黨政府“在救濟物資運往中共控制的地區途中……設定各種障礙”，甚至“向運救濟品的船隻進行轟炸掃射……先後已發生過二次”，還對“運救濟品的車隊和‘聯總’設立的醫院進行空襲。”

這位發言人宣佈，如果“聯總”不能執行不歧視的原則（這本來是給予救濟的必要條件），那就意味著國民黨的“得勝”，“聯合國把在日本的進攻中首當其衝的13，000萬中國人民一筆勾銷。”

這些高階工作人員認為，這樣做是“違反‘聯總’理事會決議和‘聯總’與中國政府的基本協議的”。他們的決議說：

“我們抗議繼續在沒有下述保證並付諸立即行動的情況下運交善後救濟物資，即：對於過去曾經受到過歧視的中國人民保證不再歧視，並向他們提供迄今尚未送交的、數量公平合理的救濟物資。”①

①董必武和“聯總”駐華工作人員的信件都在1946年7月上半月發出。

這些抗議確實起了作用，拉瓜迪亞署長命令暫停向中國運送農業及工業機械，因為這些物資一點也沒有運到解放區去，倒是大部被國民黨官員侵吞謀利或移作內戰之用。

可笑的是，“行總”署長蔣廷黻居然辯解說，中共領導的地區不需要農業機具，因為那裡的糧食收成不錯。（延安有力地駁斥說，這一事實不能說明解放區的需要少，因為解放區的自然條件比國民黨地區壞得多，而遭受的戰爭破壞卻大得多。這隻能證明那裡的政治和工作方法好，從而能更有效地使用‘聯總’的援助。）

在‘聯總’的美國及其他國家工作人員中，對於中國的不公平狀況感到憤慨的，不僅僅在口頭上抗議，還做了不少實事。

加拿大的蒂爾森·夏理遜醫生因運送一大批醫療用品給河北邯鄲的國際和平醫院而犧牲了生命①。國民黨把裝載這批物資的一節貨車車皮扔在一股岔道上就不管了。他找來牛車，把物資卸下裝到牛車上，自己跟著步行。這時正值嚴冬。物資雖然運到了，這位年已六十的老醫生卻因凍累而死。1947年2月7日，宋慶齡出席了在上海為夏理遜舉行的追悼會，派代表出席的還有“解總”、中國福利基金會、“聯總”和“行總”（它是為了掩飾一下國民黨的罪責）。在解放區，邯鄲的那所醫院改名為“夏理遜國際和平醫院”，就像解放區第一座國際和平醫院在他的加拿大同胞白求恩大夫去世後改名為“白求恩國際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