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裡擠來擠去。電話鈴不停地響著。屋子的一角還要用來堆東西。但這間房子是免費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房子都要付5，000美元以上的押租，另付房租。”①

①據上海中國福利會提供的史料，特此致謝。

一位年輕美國婦女西爾維亞·坎貝爾參加了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她在家信中寫道：

“在我們這個單間辦公室裡只有4個工作人員……房間很小。孫夫人到辦公室來，我們之中就得有一個人坐在地板上。”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7年5月29日。

雖然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不斷拓展，會址也幾經遷徙，但它的辦公室多年來總是擠得可憐。後來找房子的困難，宋慶齡在給友人的信中曾經談到：

“從蘇州路頤中菸草公司大樓搬出來之後，我們搬進了中央信託局大樓的一間房子，但那個經理老是打電話催我搬家，說他們自己要用。在上海找房子真是傷透腦筋，除非你有金條去換得‘優先權’或付‘押租’，我們卻什麼也沒有。最後我們總算找到了一間蓆棚搭蓋的平房，在（原來的）霞飛路一條弄堂裡……這裡的主人是一位來自臺灣的有才能的木刻藝術家，他有志去外國留學深造。我答應他想辦法從某個外國大使館搞一個獎學金，他在出國之前就繼續住在這裡，同我們在一起……至於他什麼時候能走成，那就天知道了，因為現在辦護照很困難。這段時間裡我們已著手修理和粉飾這間棚屋。”①

①西爾維亞·坎貝爾後來在上海同美商《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約翰·W·鮑威爾結婚。此處及以下引用的她的信件都是她1946年寫給在美國的雙親的，承她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