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正如在一切關鍵時刻一樣，她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明白無誤地表明瞭她的立場。

她在上海居留的這一時期（1945—1949年），在國內局勢的發展上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有六、七個月，為避免或控制內戰的談判繼續著（美國的馬歇爾將軍充當表面上的調停人）；第二階段有三年，內戰猛烈進行著。

這場內戰本身又可以分成三個時期。

最初，國民黨在美國支援下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攻勢，控制了全國幾乎所有城市，並在1947年攻佔了延安，從而大事吹噓它在全國已經獲得勝利。

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並沒有被摧毀。相反，它的力量發展起來。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踴躍參軍，以保衛土地改革的果實——透過土改，中國農民幾千年來第一次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中，解放區擴大和增加了。人民解放軍正規部隊廣泛地、巧妙地開展運動戰，殲滅了國民黨許多大部隊（國民黨軍計程車兵絕大多數來自農民，土改只會給他們帶來好處，所以他們看不出有什麼道理要為反對土改的國民黨賣命）。許多國民黨士兵被俘後很快就參加了革命的行列，一些技術兵種計程車兵把技術帶給了原本缺乏技術的解放軍。一大批美製武器因俘獲或國民黨部隊投降而轉入解放軍手中。

最後，從1947年下半年起，人民軍隊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然後是總反攻，大城市相繼解放。

同上述歷史時期中的兩個階段相應，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同盟（現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的工作也可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它還能給解放區送去一些醫療用品及其他救濟物資。在後一階段，這樣做已經變得幾乎完全不可能，它的活動大多隻能限於上海，給貧苦人民以援助——不只是作為一種慈善事業，而是帶著一種進步的傾向和動機。在她居滬的最後一段時間，革命已經勝利，又有可能向上海以外的專案輸送供應了。

宋慶齡在1945年底回到故鄉上海時，她個人的處境在某些方面較之戰前更加不安定和危險。戰前的上海有外國租界，租界當局雖然也是反動的並且常常同中國的市政府相互勾結，但多少還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活動餘地。戰後，租界已被取消，上海全歸國民黨統治，過去的一點活動餘地也沒有了。但出現了一個新的有利因素，那就是宋慶齡的聲望無論在國內或在國際上在抗日戰爭期間都已大大提高。

至於她在上海的寓所，她發現她所喜愛的在莫里哀路上的那座房子——她同孫中山曾在這裡生活和工作、後來她又一個人住在這裡繼續奮鬥——已經不能居住了。她告訴友人，這座房子“已被荒廢了八年……又遭到了日本人的劫掠和破壞……連自來水管子也被偷走了。”修理要花很長時間和一大筆錢。她不得不忍痛作出果斷的決定：

“……我想還是放棄算了……住了那麼多年。當然，我對它是有感情的……它有許多使我懷念的東西……但老是對一些已經消失的東西抓住不放又有什麼用呢。”①

①尚明軒、餘炎光編《雙清文集》下卷，第414頁。

在上海沒有住所是她遲遲沒有從重慶回來的原因之一。直到抗戰勝利幾個月之後，國民黨當局才撥給她一所小房子，在前法租界思利和路45號（當時更名“靖江路”），本來是德國人的，作為敵產沒收。1948年冬，遷到前法租界霞飛路一座花園洋房裡居住（當時為林森中路1804號，今淮海中路1843號）。以後，她在上海時就住在這裡，直到晚年。她去世後，這裡闢為“宋慶齡故居（上海）”。她和孫中山原來居住的莫里哀路29號（今香山路7號）住宅，新中國成立後已照原樣修復，作為“孫中山故居（上海）”，供世人瞻仰。

（二）從保衛中國同盟到中國福利基金會

宋慶齡在戰後首先關心的事就是如何使“保盟”的工作適應新的形勢並更改這個組織的名稱。她給一位老同事的信上說，

“我們的‘保盟’由於形勢的改變現在已更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

“儘管可怕的戰爭已經過去，我們面前的工作還是堆積如山……情況很慘……人民面臨著疾病和飢餓……沒有希望實現經濟穩定。黑市到處存在，我們過去認為必需的東西，現在只有少數人買得起了。”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美國格雷斯·格蘭尼奇，1945年10月13日及23日。關於宋慶齡自渝返滬後的住所，據上海孫中山故居、宋慶齡故居和陵園管理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