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爭，也不是北京一個地方的事，而是全國人民的鬥爭。”

他們談話時，慶齡也在場。她“不是以大人物的夫人的面貌出現，而是在一旁嫻靜地諦聽著孫先生同我們的談話，然後熟練地用打字機打下來。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小夥子，第一次見到有這樣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侶，使我們肅然起敬。”

孫永遠是一個組織者，他告訴學生們會環龍路44號（孫氏夫婦舊居）的國民黨機關，履行參加國民黨的手續。這篇回憶錄的作者說，“這對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決定性的影響。”①

①孫中山兩信的日期分別是1922年8月27日和同年12月20日，發自上海莫里哀路寓所。信都是用英文寫的，文字流利，可能經過宋慶齡的校核。兩信的英文打字文字是最近在中國中央檔案館收藏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中發現的。這不是兩國黨內的信件，不可能透過中共代

孫中山在1923年2月中旬再度離滬赴穗，慶齡約在3個月後才去。軍閥陳炯明曾逐出孫中山，現在輪到他自已被華南其他省份的將軍們所驅逐了。後者雖然只貪這個富庶城市的稅收，但需要借重孫中山的聲望來為自己鍍層金，所以特地請孫中山回來，並且毫不吝惜地給他奉上了“大元帥”的稱號，因為他自己手下並沒有軍隊，所以不用擔心。

但使他們大起恐慌的是，孫到廣州不久就號召解散所有“編余軍隊”（化兵為工）、禁賭、整頓官員作風——這些都是不堪騷擾的市民們所希望做的事情。接著他組成了1917年以來在廣州成立的第三個政府，它所宣佈的目的之一是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與北方軍閥“武力統一”的企圖針鋒相對，他還提議全國實行裁軍）。

這引來了幾起搞軍事政變的圖謀，原來請孫中山南下的那些人，現在又來反對他了。這並不出於意外，因為那些將軍和政客們得到權力、賭稅、賄賂和其他不義之財，靠的就是他們手下的軍隊。此外，還有一些下級士兵因為缺餉或不願交出擄掠的民間財物而起來鬧事。所有這些搗亂的活動——上層的或下層的、偶發的或有組織的——都被孫中山用各種辦法（在敵對派系間搞平衡、勸說、運用策略）壓服或平息下去了。另一方面，對於學生們要求進步的遊行示威，他不但不制止，還加以鼓勵。

在政治上，在國民黨內部，孫中山努力獲得對他的新方針——聯俄、聯共——的支援。在共產黨人中間，在同國民黨合作的問題上也存在著疑慮。這些疑慮到1923年6月12—20日中共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就消釋了。這次大會投票透過了共產國際早在1月間提出的、在中國實行“各民主階級聯合”的方針。由張國傑等人在會上發表的相反的觀點被批評為“左傾”。但大會也拒絕了由黨的領導人（大會主席）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所發表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傾觀點。大會透過決議，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李大釗已倡了先例），幫助國民黨改組成為民主革命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

陳獨秀再次當選為共產黨的領袖。新的中央委員會中有李大釗等人（其中有毛澤東）。出席大會的代表30人，代表全國420個黨員（有人說還不到這個數字，因為在這之前的幾個月中爭辯激烈，黨員數字變動很大）。但在即將來臨的、十分重要的新時期中，共產黨發展很快，不但由於它本身的原因，也由於它在國民黨內起了促使煥發青春的作用。孫中山看到這種作用而歡迎這個發展過程，特別是他看清是哪些人在吵嚷反對並出於何種動機時，就更樂觀其成了。

宋慶齡後來回憶道：

“在1924年，當國共合作問題正進行討論時，我問孫中山為什麼需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有新血液。’他所說的‘墮落’是什麼意思？他指的是，國民黨員缺乏革命精神、士氣與勇氣，大家忘記了建立國民黨的目的是為了革命，因此產生了個人利益開始支配黨員行動這種不幸的後果。對於他周圍所見的一切感到厭惡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向我說：‘國民黨裡有中國最優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優秀的人為了黨的理想與目的而參加黨，最卑鄙的人為了黨是升官的踏腳石而加入我們這一邊。假如我們不能清除這些寄生蟲，國民黨又有什麼用處呢？’”①

①王崑崙著《宋慶齡——畢生為新中國奮鬥的忠誠戰士》，載《宋慶齡紀念集》，第96頁。

當宋慶齡5月初到達廣州時，那裡最突出的是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