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初她開始在孫中山身邊工作，當時孫為了推倒袁世凱、重建民國，正忙於重新組黨。他原來領導的同盟會曾充滿希望地、然而是過早地擴充成為一個組織更為鬆散的議會政黨國民黨。這已證明是個錯誤。當面臨考驗的時候，它的黨員有的轉向袁的一邊，有的被袁的暗殺行動嚇得一動都不敢動，有的腐化了。孫中山竭盡全力地工作，把那些堅定分子凝聚成一個更緊密、更有紀律的活動分子集體，這些活動分子他認為應是名實相符的革命者。

1914年6月22日，由於孫中山的努力，中華革命黨終於在東京舉行了成立大會。孫被選為總理。但它一成立就出現分裂。分裂的原因倒不在於這個新黨的強硬黨綱——號召以武力推翻袁世凱並重申忠於革命、生死不渝——而在於孫中山堅持全體黨員必須宣誓無條件地服從他。他認為只有這樣做，才能保證這支新的隊伍在戰鬥中保持團結，並在遇到挫折或取得勝利後不致分崩離析，就同過去所發生過的那樣。有些堅決的革命者同意他的主張，其中有廖仲愷和何香凝這一對英勇無畏的夫婦。（廖是舊金山出生的華僑，思想上傾向於社會主義。他們夫婦成為宋慶齡的終生好友。）但另外一些同樣久經考驗的忠貞同志卻反對孫中山這一主張，其中”有歷次武裝起義的勇猛英雄、辛亥革命勝利的組織者黃興。他們也希望孫中山來領導，並且經驗證明，孫中山從不為個人爭權而只求民族和人民的勝利。①即使如此，他們不願宣誓效忠於個人而不是效忠於事業。這使孫中山處於從未有過的孤立境地，儘管在餘剩的革命同志中間他保持著無可爭議的權威。

①在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辛亥革命後國內來電促請他回去出任總統，他卻置若罔聞，因為他覺得他還有更緊急的革命工作要做。（曾於1896年在倫敦營救孫中山脫險的英國醫生詹姆斯·康德黎（1851—1926）在他與謝爾登合著的《孫中山和中國的覺醒》一書中對此作了親眼目睹的記述。）同樣典型的是他毫不自私地、也是天真地把這個最高職位讓給了袁世凱。

在以後的年代裡，宋慶齡曾這樣評述，並強調這是孫中山自己後來總結出的結論：“在這時期中，他為了要復活他的政黨，進行了改組。但是，由於沒有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明確綱領，同時也由於不斷地重複了主要依靠個人的忠誠而不是建立嚴格的黨的紀律這一錯誤，因此他的政黨缺乏廣大的群眾基礎。”①

①宋慶齡：《孫中山——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的兒子》，1956年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召開的慶祝孫中山誕生9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載《宋慶齡選集》。

正是在這樣一些政治上的、組織上的以及個人的急風暴雨式的壓力之下，孫中山同這位年輕的、充滿理想的、美麗而又能幹的慶齡在一起的時候越來越多了。對宋慶齡來說，他象徵著她自己所希望於中國未來的一切。“對孫中山來說，當他正處於一生中最低點的時候，慰藉以一種最意想不到的方式來到了。”一位傳記作者誇張地但並非毫無道理地這樣說，“在一位剛從美國回來的、漂亮的女大學畢業生身上，‘現代化’成了有血有肉的東西”。①

①萊昂·沙曼著《孫中山：他的一生及其意義》（英文），第128—129頁。

從1914年9月開始，慶齡開始每天同孫中山在一起工作，擔任他的英文秘書。這個職務本來是姐姐靄齡擔任的，因為她要同孔祥熙結婚，所以由慶齡接替。關於這一聯姻，鑑於以後的發展及它所代表的勢力，應該在這裡稍作一點介紹。孔祥熙是山西經營當鋪和票號（舊式的銀行）的富家子弟。他又是孔子的後裔，所以在中國有著最高貴、最古老的“地主—學者—鄉紳”三位一體的譜系。他又是一個基督徒、美國俄亥俄州奧伯林大學和耶魯大學的畢業生，這使他躋身於中國新的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的最高層，在東京成為當地中國學生的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最為重要的是，他是孫中山的一名追隨者——雖然有些含糊不定。這種情況似乎有點怪，但中國社會的上等階層在那個社會政治動盪和文化遞嬗的時代，因各種因素的互動作用，常常產生這樣的結果。隨著後來的發展，命定要成為蔣介石的財政部長——國民黨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傑出典範——以及全世界最大的富豪之一。而這對夫婦的升官發財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於慶齡同孫中山的結婚——這是歷史的諷刺，因為這樁婚事的性質和意圖同產生這樣的結果是大相徑庭的。但這一切都是後話。

這裡我們所注意的不是孔家，而是慶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