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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

①載《威斯里安》1912年4月號,第206頁。中譯文曾載《中國建設》雜誌中文版1983年5月號,張珏翻譯。

男人頭上的辮子是令人厭惡的、屈服於清朝統治的明顯標誌,也是中國落後於現代世界的象徵。現在,這些辮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風掃落葉似地紛紛落下。亟待解決的許多重大問題要比剪辮子複雜得多。但宋慶齡滿懷信心:“我們堅信,中國人能夠明智地、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在這裡又一次流露出她對國家和人民的自傲感。

她不無誇張地寫道,“革命已給中國帶來了自由和平等”。但她看到更遠的目標,“博愛是人類尚未實現的理想……”、“缺少了兄名情誼,自由就沒有牢靠的基礎;在人們還沒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過是夢想”。

這個姑娘高興地默想,她自己的國家將首先達到這樣一種境地:“指出通向博愛之路的任務可能就落在中國這個最古老的國家身上……拿破崙·波拿巴說過,‘一旦中國動了起來,她將推動整個世界。’……多少世紀以來,中國人一直是熱愛和平的民族。……中國以它眾多的人口和對和平的熱愛……必將推動那個人道主義運動,即實現世界和平,使權利無需依靠軍隊和‘無畏’戰艦作後盾”。在國際事務上,她還沒有用革命變革的眼光去分析問題。她天真地寫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將最後由海牙法庭來裁決。”

世界和平以及中國在實現這一目標中的作用後來一直是她漫長的一生中所最關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國家復興和社會公正。怎樣才能達到這些目標、為此需要進行什麼樣的鬥爭,她當時還不清楚。這對於一個如此年輕和缺乏生活經驗的人來說,在當時當地的條件下是難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後逐步建立起一個個信念,並且一旦樹立,就永不後退。正是在這些信念的激勵下,在中國和世界歷史後來的艱危程序中,她挺身進入無數艱苦的戰鬥。

對婦女和勞動人民的關心是她終生不渝的另外兩大特徵,在大學時期也已表露出來。

在《現代中國女性》①一文中,她說婦女教育在舊中國只是為少數出身高貴的婦女辦的,而現在則正在普及。取得學校畢業文憑的女性正在開始考慮她們有責任去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們追求在知識界的地位不是為了進入脫離社會的“上層圈子”,或者成為“被人供奉起來”的精神貴族。年輕的宋慶齡接著寫道,婦女們正在要求普選的權利,因為“要使人類的一半提高起來是不可能的,除非同時把另外一半也提高起來。”她預言,“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中國的女性將“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①載《威斯里安》1913年4月號,第160頁。據查證,此文是在辛亥革命前寫成的,但因某種原因壓了很長時間。

在這篇文章裡也有一些陳舊的東西,比如,她說中國婦女“天性馴順膽小”。她對基督教精神、甚至對舊的封建政府立意維新,說了不少稱讚的話。這個年輕作者在希望中國也會產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①和貝爾蒙特②”那樣堅定的女權運動者時,提出了一個調和的附加條件;中國女權運動者所用的方法應該同那些西方的鬥爭派不同,她們應該實行這樣一個口號:“要婦女的權利,但不要男人那種好勇鬥狠。”

①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是有戰鬥精神的英國女權運動者,鬥爭40年,多次入獄,至去世時終使英國婦女獲得完全平等的選舉權。其女哈里特·洛克赫斯特(1880…1958)亦為女權運動之佼佼者,主張用激烈手段爭取英國婦女參政權,1903年與其母共建婦女社會與政治聯盟”,1905年曾被捕入獄。A。E。S。v。

②貝爾蒙特(1853…1933)為美國女社會名流,積極參與女權運動,曾建立紐約婦女參政機構“政治公平聯盟”。——譯者

但在宋慶齡思想中,有一種看法是已經明確的,那就是:中國婦女的解放是整個民族解放的不可分離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過來,中國的民族解放也離不開婦女的解放。後來,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態下婦女或整個國家會獲得有效的進步,轉而支援爭取婦女權利的鬥爭並把它作為革命鬥爭的一部分,這一革命鬥爭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國和人民中佔大多數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不分男女——所進行的。

在《阿媽》①一文中,她懷著敬愛之情敘述一位社會地位低下以至“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的女僕。雖然目不識丁,這個女僕卻熟悉自己民族的傳統,有頭腦,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