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賽先生”①在中國出現，如同歐洲文藝復興的樣式。但當反對西方國家（一直被認為是“德”“賽”兩位“先生”的家鄉）的運動以群眾性規模爆發時，不是這兩位“先生”而是“革命同志”很快進來了。當日本所收買的北京政府將要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從而使日本在山東的攫奪“生效”時，北京和其他城市學生先後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並迅速擴大到社會其他階層。知識分子以新的激情對列強進行譴責，並且對帝國主義的本質越來越提高了認識。商人、店員和消費者採用了行之有效的抵制外國貨（這一次是日本貨）的辦法，並且規模之大為前所未有。工人舉行抗議罷工，作為一支新的力量登上政治舞臺。反帝運動同反對中國舊統治勢力的運動以洶湧澎湃之勢匯合在一起了。

①“孔家店”指長期為封建統治階級所利用和改造的儒家學說。“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當時音譯為“德摩克拉西”，“賽先生”指科學（Science），當時音譯為“賽因斯”。——譯者

在北京，政府中幾名眾所周知的親日派部長被罷免；在巴黎，北京政府的代表懾於國內外群眾的壓力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三）支援五四運動

在五四運動中，孫中山（和宋慶齡）第一次看到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在全國範圍內行動起來，並在社會其他階層中引起迴響。有些作者或出於誤解、或由於偏見，對於孫中山贊同五四運動的程度表示懷疑。事實上，五四運動對他來說意味著新的前景、新的希望。從一封在他提示下寫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認為五四運動是由於“（北京）政府媚外喪權，甘心賣國……幸北京各學校諸君奮起於先，滬上覆得諸君共為後盾……中山先生同屬國民一分子，對諸君愛國熱忱，極表同情，當盡能力之所及以為諸君後盾。……尚望諸君乘此時機，堅持不懈，再接再厲，喚醒國魂。民族存亡，在此一舉，幸諸君勉力圖之。”他不僅肯定這個運動的偉大意義，並開始表示，不再是隻靠他一個人，也要靠愛國學生一起來“喚醒國魂。”①另外一個材料說，孫中山“立即表示對學生的支援”。他在給上海和天津學生聯合會的回信中鼓勵學生開始走上革命的前途。②一個當年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羅家倫（他後來向右轉併成為國民黨的大官）談到孫中山的態度時說，“他以極大的熱誠把曾參加五四運動的青年吸收入他的黨。每次接見北京的學生代表，他總要同他們談三、四個小時，並且越談越有興致。”③

①《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1頁。

②見前引金衝及文。

③周策縱著《五四運動》（英文），第125、247頁。

有人把五四運動對孫中山的影響說成是“共產黨誇大其辭”。羅家倫本人的政治傾向使他的這段證詞更有力地駁斥掉這種說法。

當時大學校園裡的另一位積極分子許德珩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道：

“那是1918年的暑假，為成立全國學生統一的愛國組織——學生救國會，我和另一位同學作為北京學生救國會的代表，南下活動……我們去莫利哀路會見了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和我們談話時，客廳的一隅，坐著宋慶齡同志在打字。……1919年8月，我和參加全國學聯工作的幾位同學，再一次拜會了中山先生。這次訪問，我們與中山先生就國家大事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宋慶齡同志仍然坐在那裡打字……她並沒有以中山先生夫人身份參加我們的討論，這種穩重謙虛的風度，令人敬佩……”①

①見周策縱書引用1920年羅家倫著《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的成功與失敗……》1943年重慶重印本。1943年時羅已是國民黨高官，以後曾任臺灣

但人們可以設想，慶齡的青年熱情同樣為這些學生——他們同她年紀相若——所激發，而且其程度並不下於政治上更為成熟的孫中山。正是在這一時期，孫中山越來越認識到宣傳工作的重要，為使革命思想廣泛傳播，創辦了《建設》雜誌①和《民國日報》副刊《星期評論》。

①許德珩著《高風亮節、大義凜然——記宋慶齡同志》，原載1981年5月23日《光明日報》，收入《宋慶齡紀念集》，第68頁。

1919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八週年紀念日，孫中山再次改組他的黨，名為“中國國民黨”。他在10月18日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發表的、題為《救國之急務》的演講中指出：

“吾人慾救民國，所可採者唯有兩途：其一，則為維持現狀，即恢復合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