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行動，但無結果，於是他們把事件向新聞界公開。

在報紙頭條通欄標題和清使館外群眾憤怒抗議的壓力下，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裡爵士終於迫使清使館釋放了孫中山。

1895年廣州起事失敗後，清廷下令通緝孫文，使這個過去的無名小輩一下子名聞全國，1896年在倫敦被綁架及釋放的轟動一時的事件又使他名聞海外。在此之前，世界上沒有人想到過在“不變的中國”會發生革命。現在人們知道中國在發生革命，孫中山就是這場革命的領袖和象徵。清朝第二次給予孫中山和他的事業出乎他們本意的“恩惠”。

孫中山獲釋後又在倫敦繼續勾留了7個月，這段時間主要是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裡渡過的。他系統地閱讀關於歷史、政治、軍事、經濟和哲學方面的書籍。他始終不懈的積極進取精神也表現在求知上。他總是從不滿足地尋找對中國革命和現代化有用的知識和思想。早在香港求學期間，他就鑽研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和思想。從達爾文的學說，他推論出中國如果不使自己適應現代世界的生活就會亡國滅種。美國和法國的革命歷史向他啟示，獨立是能夠贏得的，皇室和封建主義是能夠被推倒的。他不是一個只會模仿的人，他苦苦思索著如何把這些學說和經驗運用於中國的路子。

他在倫敦閱讀時集中注意於廣泛的社會問題。美國激進的單一稅制理論家亨利·喬治（1839—1897）所著《進步與貧窮》一書對他在土地問題上的看法產生了長遠的影響，而土地問題對中國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在這時，他接觸到一些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馬克思的一些思想。他曾去訪問過倫敦的貧民窟，這可能是受到馬克思重視勞動人民的啟發。他有沒有讀過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我們沒有看到過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但我們確實知道，孫中山對於為發展資本主義而付出的人命的代價是很清楚的。

不管怎樣，孫中山沒有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做的那樣作出結論：不論在中國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人階級將最後領導建設一個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社會。他倒是希望，透過“節制資本”，未來的中華共和國能夠避免階級之間的戰爭和第二次革命。這個觀念包含在他以後形成的“三民主義”中。

有些作者猜測，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裡，他也許曾經遇到過列寧。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列寧是在1902年才第一次到倫敦，而這時孫中山早就離去了。但他確實遇到過其他俄國革命流亡分子，他們的無畏、信念和堅持到底的精神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後來回憶說，他曾經問他們中的一人，粉碎沙皇制度大概需要多長時間。對方平靜地答道，也許要一百年。當對方向他提出同樣的問題時，他的回答是“十年”。他自我批評說，中國革命的艱鉅不下於俄國推翻沙皇，但是同俄國革命者的答案相比，他顯得非常缺乏耐心。他在倫敦遇到的俄國人是誰，我們找不到記載。但在巴黎他確是認識了契切林（一個布林什維克，後來出任蘇聯首任外交人民委員，在俄國革命同中國革命的匯合中起過作用）。

據宋慶齡在文章中所說，此時已聞名中外的孫中山在歐洲停留到1899年，“他訪問了有中國人在那裡生活和學習的一切歐洲中心城市——倫敦、巴黎、布魯塞爾、日內瓦、柏林。”極大多數人都把他看作英雄，對他歡呼，不少人加入革命。這些留學生來自中國各地而不只是孫中山過去唯一有過直接接觸的華南一帶。這樣，他就為在其他重要地區將來開展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礎。例如華中的湖北省就是這樣的重要地區，因為它位於東西向的主要航道長江和南北向的鐵路幹線的交會處。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孫中山再次到了日本。在第一次廣州起義和倫敦蒙難之後，他在這裡也已成為名人。這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已到了五位數字，比在西方的留學生多出許多倍。這為孫中山在知識分子中散播革命種子提供了新的沃土。在這些留學生中有清廷派來的軍校學生，他們是準備將來回去在編練的“新軍”中充當軍官的。

孫的不斷增高的名聲也為他贏得更多的日本朋友。有一些人熱烈敬佩中國革命，後來成為贊助中國革命的積極分子，如有才氣的、留著黑鬍子的宮崎寅藏（號白浪庵滔天）是一位知識分子、演員和民謠歌手；另一位山田良政，後來成為為中國革命犧牲的第一位外國烈士。他們都是原始的泛亞細亞主義的支持者。（泛亞主義後被歪曲成一種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主義。）他們渴望使整個亞洲從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要求已獲獨立並較為先進的日本和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