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員）冒險主義行動的翻版。……這一起義——在沒有戰爭或革命的情況下——為今天處

在這裡沒有一點關於所謂“中國革命的悲劇”的暗示。這場“悲劇”是當時許多論著的主題，對於中國革命的假設的死亡，有的作者傷心、有的作者高興。對宋慶齡來說，他的長遠觀點是，中國革命儘管備受挫折、也犯過錯誤，但它的生命力是決不會枯竭的。任何政治力量在行動中表現出這一點，她就將在此後加以支援。任何對此反對或動搖的政治力量，她就要加以譴責。

她在蘇聯的6個月勾留，總的說來，給了她無窮的鼓舞。但在這段時期內，她也遇到了複雜的情況，還由於在蘇聯和在中國的一些事件而使她個人受到了深重創傷。特別使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希望加強中國革命力量的團結並獲得蘇聯方面的一致支援，但現在在蘇共黨內、共產國際內部、在蘇聯的她的同胞們中間都出現了不團結。

因此，她開始感到莫斯科在當時對她來說不是最適宜的地方並在1928年春前往德國。

在不少著作中都記載著在此之前她曾短期離開蘇聯，於1927年12月去布魯塞爾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及殖民壓迫鬥爭大同盟”（簡稱“反帝大同盟”）的一次國際會議，這個組織還推她為名譽主席。在它的主席團名單中還有愛因斯坦、尼赫魯等世界名人和高爾基（蘇聯）、巴比塞（法國）、羅曼·羅蘭（法國）和辛克萊（美國）等名作家。

這次旅行過去都認為是事實，但本書作者核查了當時出版的兩份布魯塞爾報紙，證明宋慶齡在1927年12月並沒有到那裡去。共產黨報紙《紅旗》和資產階級報紙《晚報》在12月13日出版的一期上都報道說，宋慶齡發來了一個電報，本人沒有出席。①她只是在精神上與會，因為大會討論到正處於反革命苦難中的中國時，總要提到她和她的英勇抗爭。

①《中國目前的形勢》，載《為新中國奮鬥），第20頁。

由此可見，她第一次認識尼赫魯也不是像有些書上寫的那樣，是在這次大會上。尼赫魯自己回憶，他在20年代曾見到“這位高雅的夫人。自從中國的革命之父逝世之後，她一直是中國革命的火焰和靈魂”，他只同她談了“短短的半小時”，但從此“一直抱著同她再見的願望，因為她是全世界的上乘人物”。在給他姐妹的信中，他也寫到了宋慶齡給他的印象如何深刻。①本書作者研究結果，弄明白了他們的相識不是在布魯塞爾，而是在莫斯科，也是在1927年。尼赫魯1938年給宋慶齡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有幸在莫斯科時同您短暫相見，已有11年多了，但從那時起我一直儲存著關於那次會見的生動而愉快的記憶。”②而在他的自傳中記錄著他“在（1927年）11月對莫斯科作短暫訪問，那是在慶祝蘇聯國慶10週年的時候”。③他們兩人一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又再度相見，那時尼赫魯已是印度總理，他訪問了北京，而宋慶齡則是在1955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身份訪問印度，受到尼赫魯為她舉行的官方式的隆重歡迎。

①這兩份報紙的影印件承比中友好協會提供給本書作者。26尼赫魯著《中國、西班牙和戰爭》（英文）。27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孫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8年12月27日。尼赫魯致宋慶齡五信、宋致尼三信及他們互致的一封電報承尼基爾·查拉瓦爾德（一位老新聞同業）在1989年影印後寄贈給本書作者，這是其中的一信。

②《尼赫魯自傳》（英文），第164頁。

③尼赫魯先後贊助了宋慶齡於30年代初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40年代的“保衛中國同盟”。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他們的合作促成了印度國民大會黨派遣醫療隊來華。

但在此之前，他們曾在若干進步活動中合作。①他們也斷斷續續地保持著通訊聯絡，信中所表達的熱誠從下面這段話可以看出。尼赫魯1938年給宋的一封信中寫道，“您也許記得，大約11年前您曾寄給我一幅您和孫逸仙博士的照片，我一直視同珍寶，掛在我的房間裡，只要我在家（指在阿拉哈巴德的阿南德巴汪家宅），我每天總要看它。”②這些往來信件在本書中會多次提到，它們是關於中印人民友好歷史的寶貴文獻。

①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孫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9年10月13日。

②除另行註明者外，本節所引章克的回憶均據他於1988年11月在北京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至於在莫斯科的中國人處境之艱難可以用鄧演達的經歷